摄影师朱玲玉曾经历过一次流产，
情绪崩溃，身体也留下创伤。
后来她才知道，很多女性都有相似的身体经验。
从2019年开始，
她启动了“中国女性子宫叙事”的摄影项目，
聚焦流产、生育过的女性，
征集了100多个女性故事，并拍摄相关影像。
《失重》
《请勿倒置》
在朱玲玉接触过的女性当中，
大部分人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怀孕流产，
在不平等的关系里迷失，
也长期自我罪责，独自承担和消化痛苦，
经历了漫长的性别意识觉醒。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
我国每年的人工流产率大约25‰，
每40个女性中即有1人做过流产。
2022年，人工流产人数976万，
首次超过新生人口数。
然而，这个话题却鲜少出现在公共视野里。
《计划外生育》
朱玲玉希望流产这件事被重新解构，
不再是女性羞耻的隐痛，
能够成为被正视的公共议题。
让有这些经历的女性有途径表达，
也能够被关心，不再被贴标签、污名化。
以下是她的讲述。
自述：朱玲玉
编辑：张雅兰
朱玲玉
我是一名纪录片导演，也是摄影师。从2019年至今，我就在做一个关于“中国女性子宫叙述”的摄影项目。我当时共征集到了一百多个女性流产、生育的故事，记录并拍下六个人的故事和影像，包括我在内。
想做这样的创作，和我的个人经历有关。2017年，我生下一个孩子。分娩的过程并不顺利，发生了胎盘粘连。医生告诉我，发生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之前流产过，没有处理好。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八年前的那次人工流产。
那是一段我不愿意回忆的经历，它甚至是非常痛的。我以为时间能抹平一切，但我的子宫记得。它用这样一种方式提醒我：那个创伤始终存在。
朱玲玉也是自己的拍摄对象之一
我还记得当时去做流产手术，医生连头都没抬一下，直接递给我一张手术单。我去手术室，身边是一起等候的女性，我能看到她们的沉默，以及脸上那种羞耻的神情。
手术结束后醒来，我的第一个身体感受是冷——我半裸着被扔在一张病床上。当时我的情绪有些崩溃了，因为你的身体是这样被对待的，医院像流水线一样处理女性的身体。
我们很少谈论流产。在社会语境里，它是羞耻的，是你“不会保护自己”、“不自爱”、“愚蠢”的证明。你没有办法对任何人提起，也没有人替你分担这种伤痛，只能独自消化。我记得手术之后，我开始疯狂工作，用这种方式来屏蔽那段记忆。我以为只要我不去想，它就真的过去了。但身体不会撒谎。
朱玲玉拍摄的姑姑
生育之后，我坐月子。姑姑从农村来看我，聊着聊着，她就说起了自己的流产经历。
我姑姑一直在农村生活。她连续生了五个女儿，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生出儿子，她在村里被污名化，被叫作“绝户”。为了生一个儿子，她一共怀孕了十二次，流产六次。每一次等到大月份知道了性别，就去引产。她说起这些的时候，非常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情。
她还告诉我，在农村，男人是不会避孕的，流产就是避孕手段。比如我堂姐，流产了十次。
我从来没有从这个层面上去了解我身边的这些女性。我听到这些时，非常震惊。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年她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一个人默默哭了很久。
那时我下定决心：我想要做一个关于女性子宫的项目，我要找到更多的女性，链接到更多女性的身体经验。
《匿名的女人》
2019年，我在网上公开征集拍摄对象，收到了一百多个私信和回复。
我从这一百多个故事中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六人，用影像的方式去呈现。大部分女性，她们愿意倾诉，却不愿意出镜，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公开谈论流产，依然要背负巨大的道德压力和社会评价。
她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流产，她们没有强烈的避孕意识，甚至几乎没有接受系统的性教育。意外怀孕之后，她们默认要去做流产。她们身边的伴侣也基本认为，这只是几分钟的麻烦，需要被解决掉。
我们都以为手术做完了，“麻烦”解决了，子宫就像被格式化了一样，一切归零。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自然分娩》
我拍摄的六个故事里，每一个都不一样，但又都折射出相似的困境。
我把她们带到一个私密的影棚——不只是物理空间的安全，也是心理上的安全。我通过采访，让她们做口述，把所有没有公开过的经历、情绪全部敞开。在那之后，再用身体语言去呈现那些感受。讲述的时候，她们常常失语、哽咽，也会有愤怒，和独自背负的孤独感。
拍摄对象高晓君
高晓君，拍摄的时候她48岁。她在26岁到48岁，总共做了四次流产。拍摄的时候，她的状态非常失落。
她第一次流产是因为太年轻，没有做好准备，伴侣也不想要。第二次是同样的情况，她自己也没有勇气独自面对。第三次，她开始迷茫了——因为她的子宫一次一次被“格式化”，她不知道她的人生到底应该走向哪里。第四次，她已经结婚了，但男方有孩子，不想要再多一个，她又一次选择了流产。
她说，在她那个年代，女性的性别教育和性意识的苏醒是相当漫长的。她甚至用了“怠惰”这个词——“我们从来没有勇气一定要去做一个更独立的人”。时代局限，观念局限，等她真正开始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经历这四次流产时，她已经绝经了，无法再怀孕。
《子宫隐喻》
她把四次流产当作墓碑一样，立在她生命的某个位置上。我问她，如果把自己的子宫外化，想象它会像什么？她说，她的子宫就像一个西瓜，一层一层地被刮，越刮越薄，最后都要被戳破了。听起来就非常痛。
《注意防护》
另一个拍摄对象叫Alex，她经历了三次流产。
第一次也是在二十出头，懵懵懂懂，不知道为什么会怀孕，顺其自然去做了手术。第二次是在性开放的阶段，她甚至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在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严厉地羞辱自己，觉得自己有罪。但是后来她也意识到，这不是性开放的问题，是没有做好保护措施的问题。
我看到了一个女性从自我谴责走向自我理解的过程。这种认知的转变，需要穿越严厉的社会污名化指摘，穿越内在羞耻，重新树立自己。我认为这个表达非常勇敢和珍贵。
拍摄对象Alex，她拿着流产胎儿的B超照片
Alex第三次流产，是在婚内。她非常用心地准备迎接这个孩子，买了小衣服，准备了婴儿床。但怀孕到六个月的时候，胎死腹中。手术后，她的身体依然默认自己要当妈妈，分泌乳汁，刺激母性，可是孩子已经不在了。她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来消化这个生命的丧失，这种被动状况下的流产，也会让女性经历严重创伤，外人常常无法理解。
她带了一张B超照来拍摄，像一个小小的墓碑立在那里。拍摄的时候，我为她选择的道具是一个纸箱，上面画了一个“轻拿轻放”的标识——我希望这个生命和这段经历能够被温柔地托举。
《刮宫勺》
有一个匿名的拍摄对象，她因为丈夫不想要孩子，经历了三次流产。最后一次，她甚至没有告知男方就自行处理了，因为她知道丈夫一定不想要。直到人到中年，她才开始崩溃，她才意识到这段关系是多么不对等。我为她拍摄了一张静物：一个刮宫勺放在水杯里，被水折射成两段。那种断裂感，就是她生命的某种隐喻。
明德，因为家暴流产并失明
《请勿踩踏》
还有一个拍摄对象，是一个盲人，她被家暴导致流产，同时双目失明。当她跟妈妈说这件事的时候，妈妈说：“哪个女性没有流产过？”她非常不能接受这句话——她正在经历的是一个生命的创痛，但这句话让她的痛被轻描淡写地否定了。
她后来选择去寺庙，请法师超度婴灵。她用这种方式来释放内心的愧疚和自责。拍摄的时候，我选择了带有“请勿踩踏”这个符号的箱子给她，我想表达的是：禁止对女性的暴力。
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查阅了数据。2015年，全国每年人工流产的人数达到1300多万，其中25岁以下的女性占一半以上。2022年，人工流产人数是976万，超过了当年新生儿的总数。
流产不是少数女性群体的经历，它折射的，是女性在社会处境中的普遍处境。但我们对它的讨论，是严重扭曲的。
首先是社会观念。一个女性如果经历了流产，大家会怎么评价她？“你太不会保护自己了、”“你不自爱”、“你很愚蠢”......这些评价会被女性内化，变成一种自我罪责。你觉得你有罪，你觉得对不起自己，你甚至不愿意再回想这件事。男性，在其中隐身。
其次是公共话语的误导。以前，满大街都是无痛人流广告：“温馨入梦三分钟”、“今天手术明天上班”、“学生半价”......这些广告词制造了一种虚假的轻松感，好像流产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手术。
《自然撕裂》
但事实上，无痛人流并不意味着更安全。在麻醉状态下，患者只是对疼痛没有反应，而流产可能带来的子宫穿孔、内膜粘连、感染、输卵管阻塞等后遗症，从不在广告的呈现之中。这种广告的误导是系统性的。
社会文化用道德审判女性的身体，医疗系统用商业话术掩盖身体的代价。两者的合力，使得女性在流产议题上始终处于失语与被操控的双重困境中。
我们从小经历的性别教育里，对流产是无知的。我们不知道如何拒绝男性不戴套的要求，不知道怎么让男性主动承担避孕责任，我们顺理成章地顺从了，流产后，默认了这是一种应当由女性独自承担的后果。
于是，流产变成一个被污名化、被羞耻化、被遮蔽的话题。它甚至不被认为是一个公共议题，而只是一个女性的日常事件。很多女性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如果不是你这个项目，我从来没有想过流产可以放在公共空间里讨论。”
我希望打破这种沉默。我希望流产这件事能够被重新评价，重新审视。这不是鼓励或者反对流产——恰恰相反，只有当女性真正认识到流产背后的身体代价、心理创伤和社会困境，她才能做出更理智、更成熟、更保护自己的决定。也只有在这样的认识之上，女性才有力量去拒绝那些不平等的性关系，去要求男性承担起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
《轻拿轻放》
《月经延迟焦虑》
我在这个项目里也拍了自己的部分。我有一个很日常的感受，我相信大部分女性都有，只要我的月经一直延迟，我就会非常焦虑：我是不是又怀孕了？我要不要再做一次流产？那种焦虑不只是对身体的担忧，更是对再一次经历那种羞耻和创伤的恐惧。我用很多验孕棒放在生活垃圾里的意象，来表达这种“怀孕焦虑”如何侵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流产不仅仅是女性身体与生命权利的关系，它还蕴含着“她”和“决定她身体的人事物”之间的关系，包括她和伴侣，她和自身、外界的多重关系。流产，是女性身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具体生命事件和多重关系的结果，这一直被男性视野所忽视。
朱玲玉和儿子
关于子宫叙事，不仅仅关于流产，还有生育。在做了流产项目之后，我又继续做了生育的部分。
2017年，我怀孕了。那是一次意外怀孕。社会环境里其实并不支持我生下这个孩子——当时我未婚，政策上不允许单身女性在异地建档，道德上也面临各种压力。但当我第一次看到B超，感受到那个生命体跟我之间的连接时，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种感觉。
我选择成为一个独抚妈妈。因为我觉得我是生育的主体，我的子宫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要不要生。
我必须独自承担所有的生育代价——从怀孕的身体不适，到分娩的风险，到坐月子的恢复，到哺乳、堵奶、照养孩子，再到之后漫长的养育。
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崩溃时刻。孩子还没有断奶的时候，我恢复工作了。出差拍摄，长时间站在镜头前面，我没法及时挤奶。我的乳房变得像石头一样硬，堵奶了，痛得像宫缩一样。拍摄结束之后，我要花很长时间自己去疏导那些堵塞，按压那些硬块，那种疼痛是剧烈的、私密的，几乎没有人在公共话语里谈论它。
《生育与死亡》：朱玲玉还原了自己高一时的梦境：站在一棵枯树下，树枝上挂满胎盘，表达了她最初的生育焦虑
生育被过度浪漫化了。我们常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但这种浪漫化遮蔽了太多真相。生育的代价女性承担得比例过重，而且没有任何系统性的支持。我当时拍了一张照片：一棵枯树上开满了花，我做了一个维纳斯的姿态，举着一个苹果。那棵树是假的，花是假的，维纳斯也是假的——我想讽刺那种虚假的生育浪漫主义。
《分离焦虑》
后来疫情来了。我没有办法在那种状态下一边出差拍摄，一边照顾孩子，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孩子长时间分离。
分离之后，我出现了很严重的分离创伤。我每天通宵不睡，反反复复看孩子的视频。莫名其妙地流泪，非常非常想念他。那是一种真实的身体和情感上的创伤，是分离创伤。
为了表达这种分离创伤，我做了一个布景：一棵树，我把给孩子织的毛衣抽出一根线，绕成一个毛球。树的远端，我向着树奔跑，手里攥着那个毛球——那根线代表思念的距离，越靠近孩子，线就越短。
那是我生育故事中的一部分。生育不是一个节点，它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从怀孕、分娩、哺乳、养育到面对分离，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身体经验和情绪。
我一直没有停止这个项目。现在我也在写一本书，叫《母亲的语法》。我想把我这些年的思考——关于生育、关于母职、关于女性身体和情感——都写下来。那些崩溃、愤怒、愧疚，那些日常的庸常和琐碎，在公共话语里几乎看不见。但我认为它们是有意义的，甚至比那些“成功的意义”更重要。
女性的崩溃、愤怒、愧疚，都不是应该被压抑的东西——它们都是一种母职的语法，它们需要被释放，被看见，被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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