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动时期，卫戍区司令员一职极为重要，肩负着中央首长、中央机关的安全问题，关系到整个首都的安危，也牵扯到最高层的信任走向。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担任此职的人会面临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当多方抛开橄榄枝，该怎么做是个很大的学问。拒绝还是接受？接受到什么程度？拒绝到什么程度？
完全站边会被对立一方忌惮，爆发冲突时往往成为首要目标；保持中立则容易被多方认为不可靠，到时出了事没人保。
所以，怎么做都可能出问题，因而遭遇一些自己想不通的事情，比如说傅崇碧就是这样。他在事前完全没有任何感知，被处置后才知道自己被批了，后来有人建议他要早请示晚汇报，他也半带埋怨半带疑惑地说：我有什么错。
这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少将，当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
1967年3月22日，傅崇碧照例对卫戍区做出了一番新的工作安排，突然接到了开会的命令。当晚，他刚到大会堂就听到上面的人宣布，由副总长温玉成兼任卫戍区司令员，他改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立即执行。
这个变故让傅崇碧非常惊讶，他本想找个人问问情况，但很快就有人带着他直奔西郊机场。在候机之时，他问身边人：现在又不是打仗，怎么这样急？没有听到任何回应。
带着满腔疑虑，傅崇碧登上飞机。抵达沈阳后也感觉很不寻常，按理来说他改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那应该是参谋长来迎接，初步介绍一下情况。
然而迎面而来的却是几位政工干部，直接把他送到军区招待所后楼。他刚住下，房门就落了锁，一名警卫人员说：“首长请安心休息，有事吩咐。”已经被事实上监禁了，傅崇碧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自己犯何罪名。
据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后来回忆：“平反后，有一次傅崇碧将军来看望父亲，他对父亲说，早在3月22日他就被拘押了，当他扒着铁窗，看到对面墙上有条标语，写着：“打倒杨余傅！”他很纳闷：‘杨余傅’是个什么人呢，以前怎么没听说过？父亲听了哈哈大笑。”
傅崇碧真正搞明白自己的处境，是通过警卫战士手里的报纸，原来“杨余傅”是三个人、原来自己已被“打倒”，但究竟出于各种原因，他还是不清楚。
没多久，傅崇碧的家庭受到严重影响，妻子的工作丢了，孩子想读书、当兵都有阻力，家里多数成员也被安排到沈阳受管制。
他们的住处有个毛主席像挂在正中，看护人员就态度恶劣地让傅崇碧天天对着像早请示晚汇报。傅崇碧照是照做了，不过每次都先鞠三个躬，然后说自己革命几十年，也算是个老兵了，一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希望派人来谈一谈。
每天都差不多同一套说辞，看护人员不太满意，说他思想不深刻，总是老一套。
事实上，傅崇碧并非纯为了发泄情绪，是他确实不知晓来龙去脉，周边的警卫不允许跟他交流，唯一能接触到的就是偶尔送来的报纸。但报纸上又怎么会剖析问题，所以，傅崇碧希望有个人来为他截获。奈何他的诉求反馈不上去，1969年还被“疏散”。
彼时中苏关系紧张，一些靠边站的干部就被安排到次一级的地方去，中央的就疏散到地方，已经到地方的就转到下属单位。
像傅崇碧被安置辽源的矿区，那是16军的一个师部，上级给了两间房子，外面有监视的人，但妻儿没有跟着去。
在这里傅崇碧非常谨慎，他发现自己被改了名，不能用真名，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敢吃，包括医生开的药。他看到药方上不是自己的名字，搞不清情况，担心有猫腻就不吃。直到跟医生稍微熟悉、确认对方没有坏心思后，才敢服药。
后来换了个医生，傅崇碧心里很纳闷，不知是不是自己的原因导致对方调走，就不敢吃新医生开的药了。
被监护期间，傅崇碧脾气越来越大，只希望能获得一点自由。这个愿望在1971年冬得以实现，组织专门派人在东北去看望他，转达上级的话，希望他能把身体照顾好。
之后他得以跟家人团聚，并小范围活动一下，只是还不能上街。后来他写过两封信给中央，希望能重新审查一下自己的事情、给个结论，但被监管的人扣下了。
傅崇碧就想了个办法，名义上写给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实质里面有两封信。陈锡联也帮忙转交，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前，帮他转交了两次，起到了一个铺垫效果。
1974年，随着形势发展，“杨余傅”中的杨、余都解除监护回京，毛主席在同年的四届人大召开前看到了杨、余的名字，但没见着傅。就询问周总理：“傅崇碧怎么还没回北京？他到哪里去了？”总理适时将傅崇碧写信之事说出，主席随即说要把人接回来，奈何下面的人没执行。
后来又一次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发了火：都说我一句可以顶一万句，傅崇碧的事我说过好几句了，顶什么用？你们把他弄到哪里去了？我要见他！
就这样，傅崇碧才得以“解放”。只是有人仍准备搞小动作，想把他安排到广州军区去。好在周总理和复出的邓公坚持要把他留在北京，这才没让那些人得逞。
明明在“杨余傅”当中，傅职务是最低的，为何遇到的阻力却是最大呢？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当初的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太重要了，别人担心他继续回来接任。
其实从当年处理的方式也可以看得出来，杨、余都是直接派人去监禁，傅崇碧则是先找个由头调开，再异地拘禁。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卫戍区权力过渡，让职务更高的温玉成接任、又有中央的命令，就可以解释为正常职务调动，避免人心不稳。
另一方面担心去卫戍区处理会出意外，直接掌握部队的傅崇碧，有时候带来的震慑反而比代总长杨成武大。
傅崇碧当初对权势最大的两个集团都不倚不靠，还因奉周总理命令保护老干部得罪了其内之人，所以他的下放，两个集团都有出力。如果他重回卫戍区，有些人是睡不好觉的。这才导致他比杨、余更为曲折。
1975年4月，傅崇碧复出担任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当时邓公希望他重新兼任卫戍区司令员，但还有阻力在，加上傅崇碧本人也不愿意，此事暂时作罢。
直到1977年一切已变了模样，在邓公的力邀下，傅崇碧才第二次担任卫戍区司令员。
值得一提的是，傅崇碧人品非常好，当年卫戍区有不少人搞过他的黑材料、使他的遭遇变得更差。但他重返卫戍区后并没有报复，就当那些事都没发生过。
后来老首长罗瑞卿复出担任军委秘书长，觉得那些人“有问题”，就特意交予一份名单，上面对几个运动积极分子做了记号并说：“我看卫戍区的领导班子需要调整下了，你挑几个用的顺手的人吧。”
傅崇碧明白罗瑞卿的好意，但他并不想再生事端，没过几天就交还罗瑞卿一份几乎未动的名单。
罗瑞卿看后大怒，当即把傅崇碧叫到身边：你是不是怕了？不敢斗争了？有我和中央支持，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傅崇碧听后摇头：冤冤相报何时了，我知道他们几个，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不容易安定下来，我不想再节外生枝了。
说这话时，傅崇碧眼神非常坚定，罗瑞卿望了他半晌，最终叹气签字，卫戍区重归于平静。傅将军用自己的委屈，成全了大局，胸怀格外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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