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那年，我没像同学那样挤招聘会、考公务员，背着简单的行囊，报名参加了西部计划，去了西藏昌都一个偏远的乡村小学支教。出发前，家人反复叮嘱，说那边条件苦、海拔高，让我实在撑不下去就回来。我嘴上应着，心里却憋着一股劲，总觉得年轻就该去做点有意义的事，哪怕苦一点、累一点。

那个村子坐落在雪山脚下，一条蜿蜒的土路通向山外，学校是几间简陋的木屋，墙面刷的白灰已经斑驳脱落，教室里的桌椅大多是破旧的，桌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痕迹，却是孩子们求知的天地，全校加起来只有五十多个学生。

初到高原，我最不适应的是缺氧和语言不通。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上课的时候，常常讲着讲着就忍不住咳嗽，孩子们总会安静地看着我，递上一杯温热的酥油茶，用不太标准的汉语说：“老师，喝这个，不难受。”他们的眼睛干净得像雪山下的湖水，没有一丝杂质，看着他们，我心里的疲惫就少了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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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玛就是在这时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她是村里的姑娘，比我小两岁，没读过多少书，却有着一双灵巧的手，会做酥油茶、糌粑，还会缝藏装。学校里有个老教师是她的远房舅舅，知道我不懂藏语，生活上诸多不便，就托卓玛来帮忙，每天给我送些吃的，偶尔也帮我翻译一些藏语。

卓玛话不多，总是安安静静地做事。每天中午，她都会提着一个竹篮，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竹篮里装着温热的糌粑和酥油茶，还有一小碟咸菜。我客气地谢她，她只会腼腆地笑一笑，露出两个浅浅的梨涡，用藏语说一句“应该的”，然后转身就走，扎在脑后的麻花辫轻轻晃动，像山间的小蝴蝶。

相处的时间久了，我们渐渐熟悉起来。我会跟他讲城市里的生活，她则教我藏语，教我辨认高原上的花草，教我做酥油茶。傍晚的时候，我常常会牵着孩子们的手，在村子里散步，卓玛也会跟着一起，她会给孩子们唱藏歌，歌声清亮，像雪山间的风，回荡在山谷里。孩子们跟着她一起唱，清脆的歌声裹着青草的香气，格外动人。

我慢慢发现，卓玛是个特别善良、能干的姑娘。村里的老人行动不便，她会经常去帮忙挑水、洗衣、做饭；孩子们放学路上贪玩，她会一路跟着，把他们安全送回家；就连我宿舍的窗户破了，她也会默默找来木板，帮我钉好，还细心地贴上油纸，挡住高原的寒风。

有一次，我感冒发烧，浑身无力，躺在床上起不来。卓玛听说后，立马赶了过来，给我熬了藏药，又用湿毛巾给我敷额头，守在我身边，一夜没合眼。那天晚上，我昏昏沉沉中，总能感觉到她的手轻轻摸我的额头，还能听到她小声地念着藏语的祈福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