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佑上将在战争年代是极为突出的，尤其在东北时期，他是最早实际指挥过一个兵团的纵队司令员，同时也是指挥过“五虎”最多的纵队司令员，在纵队一级，他当属第一。
然而，建国以后他的任职却没有那么顺利，在大军区工作多年，始终未转正。本有机会去负责成都军区，却没能竞争过一位中将。
后来调到首都担任副总长，头几年实权很大。69年又得到显著提升，当选为中央委员、增补为军委办事组成员。这看起来政治地位和军事职权的去双重提升，可到了军委他反倒被排挤，原本在总参负责的工作被分了出去，很多事情要从头再来。
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从头再来就意味着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梳理工作，很难说他的过早病逝跟这次被排挤是否无关。
那么，李天佑在新中国成立后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
李天佑最早遇到的挫折就是广西剿匪。
广西是桂系的大本营，白崇禧在逃跑时将一些部队化整为零，利用复杂的地形负隅顽抗，导致匪患严重社会不安。中央希望用同乡之谊进行感化，就派遣张云逸、李天佑等广西本土人士来负责剿匪。
但正因为有乡土感情，张云逸、李天佑等人采取怀柔政策，比如一个县只杀一个土匪头子，其余的教育之后就释放，这导致出现了许多反复叛乱的情况。
1950年8月，毛主席致电批评：广西是全国剿匪成绩最差的一个省，领导方法存在严重的缺点！1950年11月，毛主席又去电三封，直言广西的解放时间在西南之前，但剿匪成果却在西南之后，这并非正常的现象，需要广西负责人检讨，拿出结果来说话。
最后主席要求广西一定要在1951年5月1日前肃清全省匪患。但是，即便批评如此严厉，广西还是没能按时做到。李天佑自己都无奈叹息过：“打了一辈子仗，没被毛主席批评过，没想到在这土匪上栽了跟头。”
虽然说广西剿匪的主要负责人是张云逸，但李天佑作为重要指挥员，或多或少还是受到了影响。1952年末，广西完成剿匪工作，时局平稳一年后，李天佑被抽调进入南京军事学校战役系学习了三年。
毕业后，李天佑调任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此时军区司令员黄上将奉命去北京高等军事学校学习，李天佑就代理主持军区工作，一代又是三年。等黄上将回来后，李天佑就还是干着副职，未能转正。
本来1960年他是有机会当上大军区正职的，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病逝后，总政推荐了李天佑去接任。
能力强、军衔高，有实际主持大军区的工作经验，跟军委领导人101关系又好，怎么看都是板上钉钉的事。但最终落实下来，却是由黄新廷担任。这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字——“山头”。
正如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后来所说：“从历史来看，我们军队一直都是“合股”而成的，必须去尊重这个历史，在实际工作时也要考虑到，只有领导对干部的使用情况做的好，才可以把多股合成一股。成都军区司令员是原来二方面军同志担任的，这是一个象征，对继任者人选要注意这种不成文的历史！”
此次落选，李天佑却不太在意，他对这些虚名并不看重，有一件事就很能体现他的精神。在担任代司令员期间，军区内部很多人都习惯性称呼他为“李司令员”。
但是李天佑没有飘飘然，反而专门召开会议提醒：这个称呼很不恰当，请同志们注意，中央军委只任命我为军区代司令员，以后大家最好叫我‘李天佑同志’或‘李代司令员’，不要再叫错了！
1962年，总参为加强领导力量，将李天佑调去当副总长，实权更胜过大军区司令员。
因为李天佑分管了作战、通信等几项重要工作，按照组织程序，大军区正职有些时候也得向他这一级汇报，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只是呢，这对李天佑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他在战争年代负过7次伤，52年又患上了肾病，这导致他的健康状况很差。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为了干好工作，他担任副总长后几乎就没休息过，无疑加深了病症。
1968年，李天佑身体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医生再三叮嘱他好好休息，但他仍抱恙坚持。次年的九大，他更上一步，担任中央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
这个军委办事组是当年负责主持全军工作的核心机关，大小问题都需要办事组处理上报、下达。
本来进入了这个核心班子，李天佑实权应当更大，但办事组其他几位成员似乎有意排挤他，有的文件不发给他，重要会议也不通知他，甚至重大事件也不让他参与决策。这让李天佑显得十分被动，处境尴尬。
更让他无奈的是，原本在总参负责的作战、通信等工作被分了出去，改让他负责政治思想。这对于一个战将来说，哪能摸得准？只好一切从头开始。
为了不辜负组织的期望，他工作得又特别拼命，更加不愿意休息，于是，身体吃不消了。有人将李天佑的情况反映上去，可惜中央1970年1月才下达让他休息的命令，这时已经太晚了，短短几个月后就无能为力，最终于1970年9月27日病逝，年仅56岁。
妻子痛苦地说过：“他干什么都早，16岁当连长，20岁当师长，他连去世也比别人早。”唉。
不过历史有时候也很有意思，李天佑的儿子李亚宁晚年回忆过一件事，有人在李天佑去世一年时“宽慰”他说：“如果你爸爸没走，也是要受牵连的。”从历史渊源来看，这还真的很有可能。
所以，怎么说呢，都是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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