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的一天，四川内江，暑气蒸腾。

李中全，一个在当地颇有口碑的民营企业家，像往常一样处理着公司事务，他并不知道，一场风暴正在逼近。三天后，他被刑事拘留。从那一刻起，这个从资中县普通农家走出来的汉子，被一步步推向了“黑社会头目”的深渊。

十余项罪名叠加，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一出，他的家人崩溃了。

从部分案卷笔录来看，这些被定性为“黑社会成员”的人似乎个个都是“法律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参与者”等专业法律概念张口就来，且态度“端正”，纷纷表示认罪认罚。这样的“标准化”供述不免令人心生疑问。

大量村民、公司员工、出庭证人及辩护人纷纷提出质疑：这场高调推进的审判，究竟是在惩治真实存在的黑恶犯罪，还是在为扫黑除恶KPI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一、从农家子弟到“黑社会头目”：一个人生被强行焊接的故事

李中全，1973年生，父母早逝，家境贫寒。上世纪90年代，年轻气盛的他确实参与过一些打架斗殴，也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被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该判刑判刑，该服刑服刑。

但一个人不能永远活在过去的错误里。

2000年后，李中全从零开始。他摆地摊、做小生意，逐步将产业扩展至贸易、建筑、工程承包等领域。名下企业为当地提供上百个就业岗位，依法纳税数千万。他还多次出资支持家乡公益事业：捐资30万元修缮村路，出资5万元帮助村小学建校舍，设立困难户救助基金，帮助不少低保家庭渡过难关。资助过的贫困大学生，有的已经毕业工作了。

当地老百姓没人把他和“黑社会”挂钩。

案发后，四百余名村民、公司员工及低保户签署联名信并录制视频，力证李中全“为人和气、乐于助人，做事诚实、真心待人”，从未有欺压百姓或称霸一方的行为。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视频里说：“中七娃（李中全的绰号）对我们这些老人好得很，逢年过节都来看望，给钱给东西。他怎么会是黑社会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成长故事。但在2021年的“扫黑除恶常态化”督导中，这个故事被彻底改写。

检方指控的核心叙事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李中全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多次实施暴力犯罪，逐渐形成恶名，最终发展为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叙事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逻辑断裂：它将李中全人生中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强行焊接在一起——90年代已依法处理的旧案，与2000年后合法经营、热心公益的后半生。控方需要把这两个阶段连接起来，于是那些早已案结事了的旧案被重新翻出，与他后期经营企业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捆绑在一起，再加上其他被告人的个人偶发冲突，共同拼凑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大特征”。

本案的多数被告人、甚至是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当庭都明确陈述：李中全是正经的商人，并不是什么社会大哥，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他九十年代时期的那些犯罪。一个在公司上了八年班的员工说：“李总平时对我们客客气气的，从来没骂过人，更别说打人了。每个月工资准时发，从不拖欠。”

这不是司法认定的逻辑，这是拼图的逻辑。

二、一桩命案，三份相反证言，两次程序违法

在所有指控中，1997年的“张军被故意伤害致死案”是重中之重。仅此一案，李中全就被判无期徒刑。法院认定：李中全被张军扇了耳光后喊“给我弄”，同伙姜海军随即掏枪射击，致张军死亡。自此，李中全“杀人不用偿命”的恶名传开。

但这个认定存在严重问题。让我们回到那个夜晚。

1997年11月30日晚，资中县楠木寺一家餐馆。李中全走进餐馆时，一个醉酒的人正在闹事。李中全上前询问，那人突然扇了他一耳光。就在李中全还没反应过来的瞬间，枪响了。站在他身后的姜海军，用随身携带的火药枪击中了那个人的头部。

这是李中全1998年3月16日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时的陈述。那份笔录上清清楚楚写着：“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枪就响了。我根本来不及说什么。”“问：你是否喊姜二娃‘给我弄’？答：没有。”

距离现场仅两米的证人牛某，在询问笔录中也清楚地表示：李中全被打后“没有还手、没有骂人，也没有任何话语”。餐馆的服务员龙某仙也表示：没有听到任何喊话。

肇事者姜海军逃亡过程中，因故身死。

李中全在该案中的身份，顶多算是证人，他被打了，然后看到了姜海军杀人。

在场的证人也能证实他什么都没干。

三份证据，互相印证。因为被害人和嫌疑都死了，当年该案已经结案。

但现在的一审、二审判决对此只字不提。

二十五年后的法庭上，出现了更令人震惊的一幕。证人王某当庭翻供，明确表示自己庭前笔录中“听到给我弄”的内容不是本人陈述，而是办案人员自己写上去的。他的原话是：“不晓得他喊了没有哦，因为大家都在摆，我记不清楚啥了。”

但法院的判决书写道：证人王某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有矛盾，且未作出合理解释，故采信其庭前证言。

王某明明已经当庭作出了解释——那不是他说的，是办案人员写的。但法院选择了“不听”。

唯一声称“听见喊话”的宋某祥，庭审时承认自己根本不在案发现场。案发当年，司法机关就没有采信他的证言。但二十五年后，这份证言却成了定罪的“关键证据”。

李中全的辩护律师在庭上质问道：“当年搜集的所有证据都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隔二十五年，人的记忆只会更加模糊，怎么可能用今天的言词证据推翻当年的结论？”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程序上的严重违法。

2002年，资中县检察院因“证据不足”，建议警方撤回对李中全的移送审查起诉。案件依法终结。但二审判决书中，突然出现了一段从未在法庭上出示、从未经过质证的“事实”：“2000年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请批准逮捕，李中全再次潜逃。2001年抓捕过程中，李中全跳楼摔伤。”

这段凭空出现的文字，成了法院认定此案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的“依据”。但整个庭审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出示过逮捕通知书、抓捕记录、取保候审决定书——这些文件根本就不存在。旁听席上，李中全的家属面面相觑：这说的是谁？我们家的人什么时候“跳楼摔伤”过？

辩护人后来也揪住不放：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怎能成为定案依据？

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本案恰恰处处充满合理怀疑——从“喊话”真伪，到“共谋”逻辑，再到凭空出现的“潜逃”事实，无一被排除。

三、从屠宰场到认罪认罚：一个系统性偏差的指控链条

“纵观本案，公诉逻辑是以一桩二十几年前的陈年旧案为引线，通过一连串模糊不清的证言及企业行为的重新定性，将李中全等人整体归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范畴，最后再罗织一系列罪名，使其配得上黑社会身份。”其律师在辩护意见中写道。

在所有被指控的罪证中，水南镇生猪屠宰市场“强迫交易”案堪称事实认定错误最严重的一部分。

法院认定：李中全通过暴力手段垄断屠宰市场，强迫40余名摊贩每人缴纳1万元以上“屠宰费”，合计380余万元。

但事实是这样的——

2004年，资中县政府为了规范生猪屠宰行业，要求将水南镇的六家屠宰场合并为一家，并通过公开竞拍确定经营者。这是政府行为，不是李中全的“垄断”。李中全中标后，按政府要求投入六七百万元建设屠宰设施，光是建厂就花了一年多时间。当时其他屠宰户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关于对原屠宰户的补偿，是在政府见证下自愿协商达成的。李中全按协议履行了多年，期间无人提出异议。一位姓张的原屠宰户在接受调查时说：“当时是我们自己同意的，人家出了那么多钱建厂，补偿我们一点也是应该的。政府的人也在场，没有人强迫谁。”

至于2012年福元公司每头猪支付60元补偿款，时任副县长李勇均出庭作证：这是福元公司主动提议、政府认可后三方平等协商的结果，并明确要求不得因此抬高猪肉价格。

二审期间，多名证人重新出具证明材料，明确表示从未被强迫收取任何费用。一位在市场卖了十几年猪肉的摊贩说：“张二哥（张彬）管杀行，从来没为难过我们。价格都是市场价，你想在哪杀就在哪杀。”

但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在证据本身。

多名出庭证人当庭揭露，自己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内容根本不是本人陈述，而是侦查人员代写的。部分证人不识字，却在笔录中自称“具备阅读能力”。

证人李某明的遭遇尤其令人唏嘘。这位老人识字不多，2023年11月15日的讯问笔录中明确写着：“我识字不多、眼力不好，请你们读给我听。”侦查人员读完后，他签了字。然而，在2022年2月17日被一审法院采信的那份笔录中，却赫然写着“我有阅读笔录的能力”，“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所述相符”。那几行字歪歪斜斜，一看就是不识字的人勉强写出来的。

两份笔录，同一个人，相差不到一年，一个诚实地说“我不识字”，一个却被写成“我有阅读能力”。

“这类疑点并非孤例，而是广泛存在。”律师指出，“即便如此多的证人出庭揭露侦查机关违法取证，二审法院仍然选择采信庭前笔录，完全忽视当庭作证的澄清。”

更令人深思的是认罪认罚的真相。

法庭记录揭示了令人不安的一幕：

曾某安说：“办案单位说强迫交易没关系，你总要认一个，关久了不认怎么行呢？法院判有黑社会组织罪你的罪名才会成立，不判就不会。所以我认罪认罚了。”

官某祥说：“李中全从未指使过我做违法犯罪的事情。”法官问为何认罪认罚，他沉默了几秒，低声说：“我孩子还小，法院怎么判我就怎么认。”

张某彬说：“我和李中全根本就不认识，也从未见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成了黑社会组织成员。不认罪也没办法，家里也有老有小。因为是国家的法律，我辩解也没用，只能认罪认罚。”

一位被告人的家属在庭审后哭着说：“他们就是被关怕了，只想早点出去。”

“更荒诞的是，几名‘排名靠前’的被告人在被起诉前，检察院承诺：只要认罪认罚，就不会被作为黑社会骨干成员起诉，因为相关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已过追诉时效。”辩护人说，这些人因此配合检方作出不利于李中全的“证言”。“结果案件到法院后，检察机关出尔反尔，又把他们起诉为黑社会组织骨干成员。”

这些被告人成了指控链条上的工具，事后又被弃之如敝履。而李中全企业里的普通员工也一并被打上“黑社会成员”的标签——这种牵连式、整齐划一的指控，不仅违背司法理性，也让大量无辜者遭受沉重打击。

四、被没收的压岁钱与最后的希望

2024年6月，四川高院作出终审判决：李中全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

“总共没收了大概一个多亿。”李中全的姐姐李素珍说。

判决生效后，法院开始执行财产没收。李中全前妻名下的房产、车位被没收。他现在的妻子陈某——一个跟案子毫无关系的女人，名下的存款也被冻结没收。

陈某银行账户里的65万，是她生孩子时亲朋好友送的礼金，大约36万，加上她从2013年到2020年上班攒下的工资，大约28万。孩子账户里的12万，是孩子从0岁到4岁每年过年的压岁钱，爷爷奶奶给的、外公外婆给的、亲戚朋友给的，一点点攒下来的。

这些钱，哪一分跟所谓的“黑社会”有关系？全部没收。

陈某名下还有一套位于成都的房屋，那是她和5岁孩子的唯一住房。房子被查封后，母子俩搬了出来，在外面租房住。孩子还小，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回自己家了，经常哭着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陈某抱着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一个人的时候哭了好几天。”李素珍说，“她说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活。她一个年轻妈妈，带着一个5岁的孩子，没有房子，没有存款，连孩子的压岁钱都被拿走了。”

李中全与前期丁某有两个女儿，都还未成年。离婚协议中约定，李中全每月支付两个女儿的生活费2万元，以及教育费、医疗费等，直至女儿大学毕业。判决之后，这笔钱自然也无从谈起。

“案件处理公正与否，不仅关乎原审被告人的前途命运，关乎这些家庭的存亡，更关乎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公正的理解和感受。”申诉状中写道。

在申诉阶段，我出于公义，免费代写申诉状。李中全的姐姐向四川省高院提起申诉，省高院召开了听证会，法天刑辩团队两名律师参加。家属抱着希望去了，以为冤屈终于可以被看见。但听证会结束后不久，申诉被驳回。

“那一刻，我心都凉了半截。”家属说。

现在，最后一次机会在最高人民法院。我建议继续向最高法申诉，但李素珍心里实在没底。“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最高法也驳回，我弟弟这辈子还有希望吗？他的妻儿现在连唯一住房都没了，我怕这最后一次机会用完了，就真的伸冤无门了。”

李素珍在给巡视组的信中写道：“我弟弟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无期徒刑意味着他可能一辈子都出不来了。我不是替他开脱，他年轻时的错我们认，可那些错早就处理完了，不该翻出来凑成黑社会。一个几十年没有暴力行为、老百姓联名请愿说他是好人的民营企业家，真的就是黑社会头目吗？如果连他都能被打成黑社会，那还有多少民营企业家能安心经营、安心创业？”

一位参与此案调查的记者在采访手记中写道：“我在资中待了一周，走访了十几位村民和商户。没有一个人说李中全的坏话。他们都说他是个好人。这让我很困惑——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黑社会头目’，为什么在当地百姓口中，是一个‘好人’？”

李中全案折射出的，不仅是一个个案的冤屈，更是一个时代之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如何在运动式治理与法治原则之间取得平衡，如何防止“拔高凑数”“扩大化”的倾向，如何真正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存亡，终究系于法治的底线。当证据不足时，疑罪从无；当程序违法时，撤销重审。这些不是空洞的法条，而是每一个公民最后的庇护。

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够审慎审查，还事实以真相，还法律以尊严，还李中全以清白。

因为这不仅关乎李中全一个人的命运，更关乎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仰。

（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系列，只为记录这个时代真实的法治故事，学者研究案例素材，与律师执业无关。欢迎大家提供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