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蒋总统秘录》、《日本外交史》（信夫清三郎）、《大东亚战争全史》、新浪历史频道《希特勒曾三次调停中日战争》、腾讯新闻《循迹晓讲：陶德曼调停》、《1937年布鲁塞尔会议与美国的外交因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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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秋天，上海正在打仗。
炮声从黄浦江边一路震过来，把整个远东都笼在战火的气息里。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留着整齐胡须、操着流利德语的欧洲外交官，带着一份又一份密件，在上海、南京、汉口之间来回穿梭。
他行程极密，每次登门拜访之前，都要先给柏林拍一封措辞谨慎的电报。
这个人叫奥斯卡·陶德曼，时任德国驻华大使。
他的任务听起来有些荒诞：替两个正在互相厮杀的国家传话，试图撮合出一份停战协议。
他不是调停人，更像是一个两头跑的信使——而这份差事，是希特勒亲自吩咐的。
他调停过三次，每次都失败。
可就算如此，他也没有停手的意思。
调停的背后，是一盘希特勒在全球棋盘上精心布置的大局。
而当这盘棋最终走到了尽头，所有人才发现——从第一手开始，他就算错了。
而且，希特勒在远东这盘棋上犯的错，根本不止一处，而是从根子上就烂透了......
【一】十年蜜月：一段被教科书遗忘的合作史
说清楚陶德曼调停这件事，必须先把中德关系的底子摸清楚。
很多人对这段历史的印象，是德国和日本是盟友、是轴心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但在1937年之前，德国和中国之间，曾有过将近十年的深度合作，而且，这段合作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密切得多。
1919年，《凡尔赛条约》把德国死死捆住。
军队上限压到十万人，殖民地全部剥夺，军火工业近乎全面封锁——一个曾经的欧陆强国，被迫在战败的阴影里苟延残喘。
而大洋彼岸的中国，同样深陷困局：北洋政府垮台，军阀割据未定，国民政府立足未稳，军队装备落后，面对日本日益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急需一套能打硬仗的现代化国防体系。
两个"在国际舞台上不受待见"的国家，就这样找到了彼此。
1921年5月，中华民国与德国在北京签署《中德协约》，这是民国外交史上少见的平等条约，两国关系正式进入新阶段。
1927年，蒋介石主导北伐、掌控南京政权之后，开始系统性地寻求德国的军事援助。
1928年11月，德国上校马克斯·鲍尔带着一支26人的顾问团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启了长达整整十年的中德军事合作。
鲍尔是一战时期德国炮兵专家，也是军事家鲁登道夫的得力助手，他到任之后，立即着手帮助国民政府组建教导队，把德国的训练体系和军事理念一点一点地植入中国军队的骨架。
每逢周五夜晚，他和其他顾问就在南京三元巷的总司令部为数百名高级军官开讲座，专门讲授德国的战略战术、军火武器和军事工业——那个年代，冯玉祥这样的国民党高层将领都曾在台下听课。
鲍尔在1929年5月因天花病逝于中国，此后由乔治·魏泽尔接任，魏泽尔把原先的教导队扩建成两个教导师，此后这两个师改编为国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成为抗战前中央军精锐中的精锐。
到了1934年，蒋介石请来了汉斯·冯·塞克特——这位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一战传奇人物，以私人名义飞抵上海，被蒋介石派专艇接上庐山当面会谈。
塞克特在任期间，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系统性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从军队整编、武器配备到特种兵建设，方方面面都有详细方案。
蒋介石看完大为赞许，后来史迪威在抗战期间递交的改革建议书，宋美龄看一遍说——"这是德国顾问提出过的。"
塞克特因健康原因于1935年初离华，他离开前向蒋介石推荐了自己的副手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这位末任德国军事总顾问，是中德合作史上最令人动容的人物。
他到任之后，迅速修正了之前亲日的判断，明确意识到中日必有一战，开始帮中国军队制定完整的对日防御体系：
从华北的纵深防御，到长江流域的江防工事，到武汉、南昌的战略支撑点部署，一套方案详细到日后的战事几乎都在他的预判之内。
中德之间的合作不仅仅停留在训练层面，经济利益把两国捆得更紧。
中国向德国出口钨矿、锑矿、桐油等战略资源，德国出口武器装备和工业机械，双方于1934年前后达成"合步楼方案"，构建起一套以物易物的贸易机制。
到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已经向德国订购了包括M35钢盔三十一万五千顶在内的大批装备，德国资本和技术参与到了汉阳兵工厂现代化改造、光学仪器工厂建设乃至防毒面具生产线的搭建之中。
1935年，德国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顾问团人数也从最初的26人扩充到43人。
这一年，中德关系达到了民国外交史上对德合作的顶峰。
【二】希特勒登台，远东的棋局开始重新布置
1933年，希特勒带着纳粹党踩着《凡尔赛条约》的废墟登上权力顶峰。
他接手的德国，外有列强包围，内有经济残局，脖子上还套着一战败战国的枷锁。
他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清晰：秘密重整军备，逐步蚕食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周边国家，积累足以在欧洲称霸的实力。
这套计划推进的节奏，要求外部世界尽量平静。
尤其是苏联——希特勒最终要打的对手，必须在他动手之前，被牢牢拖住在东边。
这时候，日本的价值开始在希特勒的计算里显现出来。
1936年11月，经过里宾特洛甫和日本驻德大使馆武官大岛浩多轮谈判，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表面上，这是两国共同对抗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外交宣言；
实质上，是希特勒在战略上把日本纳入自己体系的一次关键布置——让日本成为钉在苏联背后的一枚钉子，让斯大林在向西发力之前，不得不把目光分一半给东边的远东战线。
但希特勒同时也不愿意彻底放弃中国。
他需要中国的钨矿、锑矿，那是德国军工扩张不可替代的战略原料来源。
他需要中国市场里那批德国商人的利益。
更关键的是，他需要中国这根引线——只要中日关系维持在可控的张力之内，日本的注意力就会被牵制在亚洲大陆，而不会整天盯着苏联远东的态度犹豫。
所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柏林对中德合作的表面形态并没有立刻切断。
德国顾问照常在华服务，军火订单照常在流转，陶德曼照常出席国民政府的外交场合，一切看起来都还维持在旧日的轨道上。
德国内部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分歧。
国防部和经济部那边，利益重心压在中国，不愿意得罪这个十年的合作伙伴；
里宾特洛甫和纳粹党机关那边，则坚定地倾向于日本，把东京看作比南京更重要的战略伙伴。
希特勒在两种声音之间骑墙，暂时谁也不彻底得罪，维持着一种看似平衡、实则随时可能打破的外交姿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彻底打破了这种平衡。
【三】七七事变，一盘棋被人打翻了桌子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蒋介石在一周之内接连约见了英国大使许阁森、美国大使詹森、德国大使陶德曼、苏联大使波格莫洛夫、意大利大使柯莱、法国大使那齐雅，挨个请求各国出面调停。
结果几乎一致——各方态度暧昧，日本已明确拒绝任何第三国介入。
陶德曼的答复最直接：德国愿意尝试，但日本已经明确说了不欢迎外国干涉，所以调停恐怕收不到成效。
蒋介石当场抛出了一张牌——他告诉陶德曼，如果中日战争持续升级，中国在对苏政策上必将发生转向。
言下之意：你们德国如果不出面，最后苏联的影响力会在中国大幅扩大。
这话传回柏林，让希特勒不得不认真掂量。
1937年7月28日，希特勒指示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通过外交渠道阻止日本把冲突进一步升级。
德国外交部随即向东京表态，日本试图把《反共产国际协定》当成对华用兵的外交借口，"违背了协定的精神"；
日本对中国的进犯只会让中国倒向苏联，反而助长了共产主义在远东的蔓延，这对德国的利益是不利的。
同时，德国拒绝终止对华军火出口，拒绝召回在华军事顾问，表面上的对华立场暂时维持不变。
希特勒这时的态度，和表面上的强硬完全相反。
他其实很焦虑。
远东打起来，他最怕的不是中国输，而是战争旷日持久，把日本的精力都消耗在中国战场上。
日本越打越深，越无法腾出手来配合他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构想——既无力北上压制苏联，又无力在太平洋方向给英美制造麻烦，只是一个越陷越深的泥潭。
希特勒要的是一个能够呼应他战略部署的远东盟友，不是一个把整个陆军烧在中国的消耗国。
1937年8月23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飞行员和军事教官开始陆续进入中国。
这个消息让柏林更加紧张——原本以为中日战争可以把苏联挡在外面，结果苏联反而借机强化了在远东的影响力。
局势开始向着希特勒最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
1937年9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展示了长期抵抗的决心。
同月，德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德国没有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团"——措辞上先撇清了一步，为接下来的政策调整做铺垫。
整个1937年秋天，希特勒在权衡、试探、迟疑——同时，他授权德国外交部开始推进他在远东的调停计划。
1937年10月底，陶德曼正式开始了他在中日之间第一轮也是最关键的那次斡旋。
【四】三轮较量，陶德曼带着那份条件回柏林复命的那一刻，才是整件事最惊心动魄的转折
1937年10月，调停正式启动。
陶德曼的第一步，是摸底。
10月底，他在上海会见了即将回国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试探日本停战条件的底线——川越告诉他，日方的基本要求包括：中国断绝与苏联的关系、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华北自治。
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进一步表达了日本愿意议和的意向。
10月30日，陶德曼奉命正式登门，拜会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陈介，转达德国愿意居间调停的立场。
11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与陶德曼正式会谈。
陶德曼在谈话中用了一个颇为动情的类比——他提到一战期间德国有过多次议和机会，因为对自身武力过于自信而一一错过，最后落得无条件投降的结局，"希望中国汲取德国的教训"。
蒋介石没有被说动。
他的立场只有一条：日本必须先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否则没有任何条件值得谈。
11月3日，广田弘毅把日本的七项具体和谈条件交给了狄克逊，陶德曼于11月5日将这份文件递到蒋介石手上。
条件包括：内蒙古自治、在华北沿伪满边界建立非军事区、上海非武装区扩大、中国停止抗日政策、共同反共、降低日货关税，以及其他附加要求。
这些条件意味着什么，蒋介石看一眼就清楚了——哪怕一条接受，都足以让国民政府在国内的政治立场彻底崩塌。
他的拒绝是斩钉截铁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等一件事：1937年11月3日，由九国公约签字国召集的布鲁塞尔会议在比利时首都正式开幕。
会议专门讨论日本侵华问题，中国代表团赴会，带着对英法美施压日本的最后期望。
11月8日，上海守军全线溃退，太原同日陷落，中国在南北两个战场上同一天蒙受惨重失败。
11月12日，上海正式沦陷。
11月24日，布鲁塞尔会议草草落幕。
大会通过了一份遣辞空洞的决议，只谴责日本"企图以武力改变中国现状"，中国提出的对日经济制裁要求被全体否决。
英法美选择了绥靖，蒋介石最后一块仰仗列强的指望，就这样化为乌有。
九国公约会议开完，日本松了一口气，认为这是中日单独媾和的最佳时机。
11月25日，广田弘毅再次约见狄克逊，表示日方仍希望德国促成议和，基本条件没有变化。
11月28日，陶德曼赶赴汉口会见行政院长孔祥熙转达日方意向，第二天又与蒋介石见面进行调停工作的第二轮推进。
蒋介石这一次有所松动——他态度比之前缓和，表示愿意将日本的议和提议作为谈判的底稿加以考虑。
于是事情进入了第二阶段。
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高层军事会议，征求大家对日方条件的意见。
多数与会将领认为，此前日本的条件没有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有要求承认满洲国，也没有要求赔款，"不算亡国条件"，可以作为谈判基础。
白崇禧是例外，他发出了一句至今读来仍让人背脊发凉的判断："如果条件只是这些，日本何必非打仗不可？此中有诈。"
当天下午五时，蒋介石会见陶德曼，向他提出四点：以日本议和建议为谈判基础、保持华北领土主权完整、和谈全程由德国居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已有的协定。
陶德曼当场喜形于色，立刻拍电报给狄克逊，催促他去见广田落实。
12月7日，狄克逊登门拜访广田，广田的态度却变了——他说条件还需征求军部意见，并且暗示了一句，随着日军接连告捷，已不可能再以一个月前的条件进行谈判。
12月13日，南京陷落。
日军随即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一失，日本的骨气更硬了。
12月21日，近卫文麿内阁通过了新的议和方案，条件急剧升级：中国必须承认满洲国、华北由中日满三国共同管理、日军占领区暂不撤军、中国向日本支付战争赔款……
条件严苛到连狄克逊都对广田说，这些条件中国方面绝不可能接受。
广田只回了一句：这些条件已经经过天皇御批，不可更改。
第二阶段的调停就此宣告死亡。
调停进入第三轮，也是最后一轮。
1938年1月初，德国外交部一边督促中国尽快回复，一边背地里继续向中方施压。
1月10日，日本又抛出了补充的九项媾和细目，措辞略有改动，实质依然如故。
1月13日，陶德曼向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转达最后通牒：1月15日之前必须明确答复，否则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
王宠惠说：需要进一步研究新条件的性质，以便做出决定。
这个答复，日本一眼就看出是在拖延。
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形成一致意见：不再将国民政府视为谈判对象。
1938年1月16日，蒋介石明确指示外交当局："对德大使明言，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
同一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历史上的"第一次近卫声明"。
1月17日，陶德曼将声明转交国民政府，随即宣布："鉴于这份声明，德国作为信使的角色结束了。"
调停，正式宣告全面失败。
而就在三轮调停落幕的那个时刻，有一份希特勒从来没有料到的账单，正在悄悄累积。
希特勒在这盘棋上的失算，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彻底，而且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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