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全代会还没登场，党内先因为一项提案掀起讨论。
有党代表原本准备在全代会上提出，大选候选人一旦产生，党主席就应该把党中央和选举指挥权交给候选人。
洪秀柱后来证实，她知道确实有人想透过党代表推动这项提案，只是考虑到针对性太强，最后才决定撤案。
这件事之所以让洪秀柱特别有感，和她过去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2015年，她曾经获得国民党提名，准备代表国民党参加2016年大选，但距离投票只剩大约三个月时，国民党却召开临时全代会，撤销她的提名，改由当时的党主席朱立伦上阵。
那场后来被称为“换柱”的风波，不只改变了大选候选人，也在党内留下很深的裂痕。
对洪秀柱来说，党主席、候选人和选举指挥权之间该怎么分配，从来不是抽象的制度问题，而是她亲身经历过的政治现实。
也正因为如此，当外界讨论大选期间是否该让党主席交出指挥权时，洪秀柱直接反问，身为党主席，如果在最重要的大选阶段反而没有指挥权，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
她认为，党主席原本就负责党中央运作，要统筹党务、协调地方组织、调配党内资源，还要协助候选人辅选。
候选人产生之后，当然会成为全党选举的核心，但这不代表党主席就该被架空，更不代表党中央可以在一夕之间换掉整套指挥系统。
洪秀柱进一步指出，大选候选人光是跑行程、准备政策、面对媒体、组织宣传和争取选民支持，时间就已经远远不够，怎么可能还有精力统领整个党务系统？
党中央的工作也不只是在办竞选活动，还牵涉组织、人事、地方联系、内部协调和日常决策。就算真的突然把全部指挥权交给候选人，对方也不可能马上熟悉，更未必有能力处理。
看起来像是把权力集中，实际操作时却可能让党务和选务一起失去节奏。
在洪秀柱看来，这类制度争议真正考验的，不是谁多拿一点权力，而是党内还有没有基本互信。
党员和候选人应该相信党主席会以全党利益为优先，党主席也必须承担应有责任。
她强调，过度针对某个人，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国民党陷入更多内耗。
比较实际的做法，是让候选人专心打选战，由党主席继续处理党务并全力辅选。
候选人负责对外争取选民、提出政策和掌握竞选主轴，党主席则负责维持党中央运作，协调各地组织、党团和相关资源。
两边分工清楚，党务和选务才能同时推进，而不是把所有工作都压到候选人身上，最后两头都顾不好。
洪秀柱不断强调组织稳定，也和“换柱”后的结果有关。
朱立伦接替她参选后，最后只拿到381万多票，得票率31.04%，仍然落选。
她自己当然经历过被撤销提名的不愉快，但回头看这段往事，她并没有主张再设计另一套制度去报复谁，反而认为党内更应该记住分裂带来的代价。
选举期间如果彼此不信任，再精密的制度设计，也很难挽救整体选情。
至于有人主张建立更明确的败选问责机制，甚至想透过任期制度要求党主席下台，洪秀柱也不赞成。
她指出，国民党对党主席任期本来就有规定，一任四年，并不是毫无限制。
真的选得不好，党主席自然会面对政治压力，也会知道该不该负责、何时进退，没有必要为了某一次选举，再另外设计一套明显带有针对性的规定。
若把问责变成党内相互牵制的工具，对国民党的稳定和团结都没有好处。
这些争议发生的时间点也很敏感，因为国民党全代会将在7月25日举行。
党中央原本就计划把全代会和年底九合一选举结合起来，号召全台22县市提名参选人一起亮相，希望透过候选人大合体展现整合成果，营造全党团结的气势。
一边是党内讨论党主席该不该交权，另一边又需要在全代会上展现一致，这也让“团结”不再只是口号，而成了国民党眼前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党中央希望这种团结不只停留在候选人合体和内部造势上，也准备透过社会议题转化成对外行动。
而且，就在全代会筹备期间，致癌毒油事件持续引发不满。
她走访各县市时，也一再听到基层要求党中央有所行动。换句话说，国民党中央并不是在蒋万安开口后才临时想到抗议，党团这几天也持续和她讨论，只是一直在等待一个适合的时机。
7月17日中午，蒋万安开始把这股党内声音往外串连。
这项行动之所以能够迅速落地，还有一个现实条件，就是7月25日正好是国民党全代会举行的日子。
当天全台各县市候选人、党代表和海外党代表都会齐聚台北，现成的人力和组织基础，让党中央很快确认凯道集会具有可行性。
按照规划，全代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将直接前往凯达格兰大道，下午5时开始集结和暖场，晚间6时到8时举行正式晚会。
虽然从拍板到举办只剩一个星期，但党中央认为，把全代会和街头行动安排在同一天，正好可以把党内整合转化成对外发声的力量。
她表示，蒋万安提出的想法，其实就是国民党上下共同的期待，因此时间、地点和活动形式等细节很快就完成讨论。确认凯道场地可以使用后，党中央便立即拍板。
国民党希望集合所有在野力量，也欢迎关心食安的民众一起站出来，为人民把关，也替人民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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