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一纸中央文件给一位国务院原副总理扣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等罪名，宣布永远开除党籍。在四年之后的1979年，这个人又重新站到了政治舞台之上，当选成为全国政协的副主席。这样一种大起大落的情况，不管放在哪个人的身上，都可以说是一辈子的传奇经历。这个人就是陆定一。
陆定一是在1906年6月9日出生于江苏无锡西漳乡陈家桥老陆巷这个地方，这里是一个有着书香氛围的家庭。陆定一是陆氏家族的第八十世孙，他家里的经济状况比较好，读书方面也很出色，特别是在国文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成功考入了南洋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交通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电机工程。图纸、公式以及机械这些东西，原本应该陪伴他度过安稳的一生。
但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所产生的浪潮把他推到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上。在那一年，上海街头出现了溅血的枪声，这枪声把一切都给打碎了——英国的巡捕朝着手无寸铁正在游行的民众开枪。一个学习工科专业的人，原本心里想的是通过实业来拯救国家，可是现实给了他一记耳光：在枪口的面前，仅仅只有机床和电气这些东西，根本没有办法保护住这个国家。在同一年的秋天，他加入了共青团，随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之后，交通大学少了一个有可能成为工程师的人，而革命队伍里面多了一个专门从事写文章、印刷传单以及做宣传工作的人。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在团中央担任宣传部部长这个职务，进行编写材料、撰写文章以及组织青年活动这些工作，干得十分卖力。从1928年底到1930年这段时间，他前往莫斯科担任团中央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在回国之后，他一头扎进了中央苏区，继续从事宣传方面的老工作。
在1934年10月的时候，他参加了长征，在遵义会议之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并且主编《红星》报。在长征的路上，白天要进行行军，到了晚上他就带着宣传人员去寻找地方整理内容、刻印材料。因为没有像样的印刷设备，就用手去刻蜡纸，然后拿油墨滚筒去推——在茅屋里能够进行印刷，在马背上也能够进行印刷。在行军的途中能够看到印刷品，对于稳定队伍的情绪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红星》报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8月这段时间，一共出版了长征专号二十八期，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以及战斗指令。枪所打击的是人的肉身，而文字所守护的是人的心气。
到了陕北之后，他继续在宣传战线上发挥力量。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先后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在1942年8月，他担任《解放日报》的总编辑。这个人把大半辈子的精力都花费在了文字和宣传这些事情上面，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有他。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陆定一继续担任中宣部部长。在1959年4月，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962年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在1965年兼任文化部部长。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书记处书记、文化部部长这些职务叠加在一起，其分量是相当重的。
在那个各个方面都处于等待振兴状态的年代，陆定一提出并且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理念。当时在北京的文艺界领域以及学术界范围，有那么一段时间呈现出相对活跃、比较宽松的这种情况。他不是属于那一种一直采取收紧措施的人，相反，他更看重务实以及包容这些方面。也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情况，一旦风向发生了改变，像他这样类型的人就特别容易首先被掀翻。
在1966年的时候，风暴来临了。陆定一由于参与起草了反对把学术方面的问题无限度地上升到政治问题层面的《二月提纲》，被认定为“反党分子”，他所担任的所有职务都被免除了。到了1968年4月这个时间，他被押送到秦城监狱里，囚号是“68164”，被关押在这里长达13年的时间。一个曾经坐到了副总理这个职位的人，突然之间就变成了阶下囚，遭受日夜不停的审讯，受到轮番交替的逼供，逼迫他承认“特务”“叛徒”这些根本不存在的罪名。为了防止自己精神出现失常的状况，他在监狱里面高声演唱京剧，借助声音去抵抗那种死寂的氛围以及折磨人的遭遇。
在197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来讨论他的问题，给他扣上了“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这几顶帽子，并且做出决定要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这个决定作为中央1975年第25号文件下发到全国并进行传达。对于一个从二十岁起就投身到革命事业当中的人来说，这些罪名显得荒谬到了极点。
专案组给陆定一提出条件：只要他书写认罪书，承认自己是“反党分子”，马上就能够被释放出去，每个月还会给予200元的生活费，让他回到老家去养老。陆定一的子女们在得知这一决议以后感到非常高兴——虽然开除党籍意味着父亲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了，但是能够被放出来，有一条生存的道路，总比一直被关在牢里面要好。然而陆定一却不接受这样的条件。在12月24日这一天，专案组走进他被关押的地点，当面宣读了文件的具体内容。他的态度十分干脆——不承认有罪、不进行签字。在那种高压的环境之下做出这样的举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需要有对自己清白的绝对肯定和坚信。
从那以后，他一直通过写信这样的方式坚持进行申诉。在1976年年底的时候，他的身体出现了毛病，被转移到医院的病房里面进行治疗。即便是躺在病床上，他也没有停止整理相关材料、讲述自己的实际情况。多年处于困境的状况并没有磨灭掉他半分骨气。
转折的情况出现在1979年。在1979年6月，他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正式为他进行平反，恢复他的党籍以及全部的名誉。那些被强加的罪名一个一个地被撤除。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十多年的艰难困苦以后，等到了迟来的公道。
从副总理的位置变成阶下囚，再成为政协副主席，这一条路走了十几年的时间，每一步都好像浸泡在苦水里一样。但是他坚持挺过来了，重新回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这种命运的巨大翻转，不是依靠运气，而是依靠一个人在绝境当中不肯妥协的坚定意志。
在1996年5月9日，陆定一在北京去世，他享年90岁。他从无锡大宅的书桌那里出发，走向雪山草地的油印机旁边，走过副总理的办公室，走进铁窗里面，最后走进历史的深处。他留下了一句话值得人们去思考：真金不怕火炼，人心自有天平。时代或许会出现短暂的疏忽，却从来不会辜负那些守住初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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