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定陵考古发掘现场，郭沫若直接用手抓取文物，导致三千多件珍贵宝物损毁过半|夏鼐|定陵|文物|棺椁|考古|郭沫若|陵墓

1958年9月，北京昌平，十三陵特区。

一辆解放牌卡车停在定陵明楼前的广场上。几个工人正在往车上装东西。装的不是什么建筑材料，是三具巨大的金丝楠木棺椁。棺椁表面残存的红漆在阳光下泛着暗沉的光泽，椁板厚实沉重，四个人抬一块都显得吃力。

负责指挥的是一名博物馆干部。他看了看手表，挥了挥手。工人们把最后一块椁板扔上车斗，卡车发动，沿着陵园内新修的石子路开走了。车斗里的棺椁部件随着颠簸相互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

卡车最终停在宝城外侧的山坡边上。工人们把木板一块块卸下来，顺着山坡往下推。木板翻滚着跌入沟底，砸在碎石上，惊起几只栖息在灌木丛里的麻雀。沟底已经堆了一些之前运来的建筑垃圾——碎砖、瓦砾、水泥袋子，金丝楠木的棺材板就混在这些垃圾中间，被太阳晒着，被风吹着，等着被什么人捡走。

一位在定陵附近住了一辈子的老人站在远处的土坡上看到了这一幕。他没有走近，只是站着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了村子。

定陵的发掘，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项目。1955年秋天，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提议发掘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吴晗是明史专家，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就对明代宫廷制度做过大量研究。他相信长陵的地宫里一定保存着大量珍贵的文献和文物，这些东西能填补明史研究的许多空白。

郭沫若欣然同意。两人联合了当时的文化界重量级人物——范文澜、沈雁冰、邓拓、张苏，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发掘申请。报告的措辞相当乐观：设置地下博物馆供人参观，研究明初史事，并声称有营造学社留下的清陵地下结构图做参考，预计施工不会有什么困难。

但有两个人在第一时间就表达了反对意见。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这两个人是当时中国考古界最具专业话语权的人物。郑振铎的态度很直接：现在各地基本建设出土的文物已经堆积如山，考古所人手严重不足，这种不急之务应该往后放。夏鼐则专门找到吴晗当面劝阻，建议不要把有限的考古力量投入到一座帝王陵墓上，更不要从长陵开始——那是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一座，一旦打开，以当时的考古技术根本无法有效保护出土的文物。

吴晗没有接受这些建议。这场争论最终摆到了周恩来面前。周恩来的批复干净利落：长陵太大，先别动，换一个小的，试试看。于是目标从朱棣的长陵转移到了朱翊钧的定陵。

定陵的主人万历皇帝朱翊钧，是一个在历史上留下过太多争议的皇帝。他十岁登基，在位的头十年里在张居正的辅佐下励精图治，开创了“万历中兴”。张居正死后，他像变了一个人。先是在“国本之争”中与整个文官集团对抗了十五年，然后干脆以“不上朝”作为回应。从万历十七年开始，他不再出席任何朝会，不见任何大臣，不批准任何任命。明朝庞大的官僚机器在他缺席的状态下继续惯性运转了将近三十年。有历史学家将明朝的衰亡归因于这个时期，但这也并非定论。

三百多年后，他的陵墓被选中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主动发掘的帝王陵。1956年5月，定陵发掘正式破土动工。

工程开始得很顺利。考古队在宝城东南侧挖了第一道探沟，仅一米深就发现了隧道门的砌砖痕迹。到九月份，在隧道中段发现了一块刻字石碑，碑文明确写着：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这等于把地宫入口的位置坐标直接交到了考古队手里。主持发掘工作的赵其昌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发现这块碑的那一刻，他既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地宫的确切位置终于确定了，不安的是这一切似乎太过顺利了。

1957年秋天，地宫的金刚墙被打通。赵其昌第一个走进了地宫。他举着手电筒，光柱扫过汉白玉雕成的宫门，照到了白石宝座和供桌上的祭祀器皿，最后落在那三口朱红色的棺椁上。万历皇帝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躺在里面，已经躺了三百三十七年。

棺椁周围的随葬品令人瞠目。万历头戴金丝翼善冠——那是用一百五十根细如发丝的金线手工编织而成的，直到今天，它仍是唯一出土的明代皇帝金冠。皇后头上的四顶凤冠更为惊人，黄金、宝石、翡翠、珍珠层层镶嵌，仅上等珍珠就有三千余颗。尸体周围塞满了金银器皿、玉器、瓷器，还有成匹成匹的罗纱织锦，有些锦缎上金线织就的图案在地宫门开启的一瞬间，还在手电筒的光柱下泛着隐约的金光。

然而这些光转瞬即逝。

地宫封闭了三百多年的低氧无光环境，在门被打开的瞬间彻底瓦解。新鲜空气涌入，湿度骤变，温度陡升。那些在地宫里沉睡了几个世纪的有机质文物——丝绸、纸张、木器、漆器——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化学反应。字画变黑，织锦变脆，原来色彩鲜艳的龙袍在接触到空气后开始褪色、碳化，用手轻轻一碰就碎成粉末。

赵其昌和他的考古队没有应对这种突发情况的设备。没有恒温恒湿箱，没有惰性气体保护装置，甚至连最基本的密封塑料袋都严重不足。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在地宫里保存了几个世纪的东西，在自己的面前一点点变质。后来在定陵博物馆展出的丝绸品，基本都是复制品，真品在出土后的几个月内就损毁殆尽。

更大的问题出在发掘队伍的管理上。为了赶工期，考古队雇佣了大量当地农民参加挖掘和清理。这些农民对文物的价值没有概念。地宫打开之后，大量随葬品堆积在狭窄的墓室和通道里，现场混乱不堪。有些器物在搬运过程中被磕碰损伤，有些被随意堆放导致变形。更严重的是，郭沫若本人多次到现场视察，他有一个习惯——直接徒手拿取文物，不戴手套，不戴口罩，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这个习惯导致多件脆弱器物表面留下了汗渍和指纹，加速了文物腐蚀。

三千多件出土文物，在挖掘、搬运、整理、保管的各个环节中，损毁了将近一半。这个数字后来被写进了考古研究所的内部评估报告，措辞异常严厉。

但真正称得上惨剧的事情，发生在文物出土之后。

1959年秋天，定陵博物馆即将对外开放。为了布展需要，博物馆复刻了三具与原棺椁尺寸相近的仿制品用于陈列。工作人员判断，三具原件已经没有保存价值，于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将其处理掉。几十名警卫战士将三具巨大的棺椁从地宫中搬出，抬到宝城上方的平台，从墙头推了下去。椁板断裂，散落在山坡下的沟底。

消息传到夏鼐耳中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这位从一开始就反对发掘定陵的考古学家，在办公室里坐了很长时间。他没有公开发表评论，但在私下的交谈中重复过一句话：考古不是挖宝，是保护。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被中国考古界反复使用，但很多东西说出口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被丢弃的金丝楠木棺椁引来了附近村民的注意。金丝楠木是极其名贵的木材，在明清两代专供皇家使用。有村民将这些木板捡回家，有的做了柜子，有的做了板凳，有的劈成柴火烧了。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最后的卧榻，就这样散落进了昌平乡下的一间间农舍里。

更惨烈的一幕发生在1966年。政治风暴席卷全国，定陵也被列为破四旧的对象。红卫兵冲进定陵博物馆，将展厅里的文物定性为封建主义遗毒。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遗骨被人从库房里拖出来，拉到定陵大门前的广场上示众。尸骨周围堆放着帝后画像、照片和文献资料，作为罪证供人参观。一场批斗大会在陵门前召开。批斗结束之后，尸骨和文献资料被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点燃。

万历皇帝在火中化为灰烬。他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十岁登基，少年时被张居正严格管束，成年后与整个官僚体系对抗，二十八年不上朝，死后被葬入精心营造的定陵。三百三十六年之后，他的遗骨在自己陵墓的门前，被烧成了一把灰。

随着定陵发掘带来的一连串恶果逐渐曝光，郑振铎和夏鼐联合上书国务院，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帝王陵墓的主动发掘。国务院迅速做出批复，下发了严禁主动发掘帝王陵墓的文件。这份文件在此后几十年里被反复重申，其核心精神至今仍是考古工作中的一条红线：除了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之外，任何主动发掘帝王陵墓的行为都不被允许。

这个原则的建立，是用定陵数千件文物的损毁和万历皇帝尸骨的无存换来的。代价太大了。大到此后几十年里，尽管全国各地屡次有人提议发掘秦始皇陵、汉武帝茂陵、唐太宗昭陵，这些动议全部被打了回去。在官方的口径中，除非有不可抗力的外部因素威胁到陵墓安全，否则这些帝王陵墓将永远保持原状。

定陵发掘的参与者们，在后来的人生轨迹中大多走向了灰暗的终点。吴晗在文革中遭受了远超常人的冲击。他是明史研究的代表学者，他写的《海瑞罢官》被钦定为“大毒草”，他被公开批斗，投入监狱，最后在狱中自杀身亡。郑振铎在1958年10月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那位在定陵宝城上指挥抛棺的干部，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多记载。而在定陵发掘时负责拍摄档案照片的摄影师，后来也在那个特殊年代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些人的结局和定陵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联，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但人们把“定陵诅咒”的说法流传了半个多世纪。

夏鼐是少数几个在定陵事件中始终保持清醒并坚持了自己立场的人。他活到了1985年，在此后的三十年间主持了中国考古学的学科重建。他反复告诫自己的学生：考古的目的不是挖出什么，而是留住什么。如果把东西挖出来却保护不了，那就不要挖。

1980年代中期，定陵发掘三十年之后，夏鼐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过一句话。意思是如果当年没有打开定陵，中国考古界现在的处境会好得多。如果再推迟三十年，等到技术条件成熟了再挖，一切都会不一样。

但历史没有如果。

定陵地宫被打开之后，就没有人能把它重新合上了。三千多件文物损毁过半。龙袍碳化成碎屑。金丝楠木棺椁变成板凳和柴火。皇帝和皇后的遗骨灰飞烟灭。这些损失永远无法弥补。每一件损毁的文物，都是一扇被关上的门，后人再也看不到门后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