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资组建了一支军队，但组建后竟只听英国人的指挥，不再服从中国的命令，这是什么原因？
1862年春天，江南关口雨丝纷飞，李泰国从上海赶抵京师，他掏出两册账本摆在军机大臣案前，神色毫不谦卑。众臣环视，薄薄纸页上是连串鸦片印花税收入明细，后面却赫然写着“购舰建议”，要求立刻拨付六十五万两白银。短短数语，把财政缺口与太平天国战事的急迫捆在一起。
朝堂气氛凝重。有人低声嘀咕：“若是靠得住的船，还怕没用处？”另一位立刻反问：“可船若听外人差遣，岂不反客为主？”几句话，让李泰国心里有底——只要能把“新海军”包上“救国”外壳，资金不是问题。恰巧此时，北洋口岸进出口货流激增，印花税收入每日攀升，他手中握着最直接的钥匙。
李泰国出身广州英国领事家庭，自幼学汉语，会写楷书，懂折本格式，更懂清廷对“钱粮”的敏感。拿到准奏后，他奔回伦敦，以“平乱急需”为由，连订七艘小型装甲蒸汽舰。船台匠人嫌工期短，价格翻番，他只得一路点头。等合同签完，预算已涨到九十二万两，仍旧硬着头皮报来“照批”。
海上的另一名主角是阿思本，此人退役不久，曾两次随皇家海军东征中国，被炮火熏成了老辣水手。李泰国找到他：“舰队需要懂行的指挥，你来，月薪三百金镑。”阿思本拍着舰模笑道：“条件只有一个，只听我号令。”两人一拍即合，一支披着清廷外衣却拴着英国缰绳的舰队就此成形。
1863年初秋，七艘灰黑色蒸汽船驶进吴淞口，桅杆上先插米字旗，靠岸前再匆匆换成黄龙旗。上海码头人声鼎沸，乡绅们看着钢甲外壳、旋转炮塔，惊叹不已，以为新式海军总算赶到。但码头水手听见甲板上英语呼喝，心里打鼓，这支船队到底是谁的？
同年九月，舰队北上天津。李泰国递交《协办江防章程》，条款直白：舰队军令由阿思本签发，舰长以上职务英国人优先；江海关统收统支，支款先付舰队运转，再谈国库。恭亲王翻完文件，只留一句：“此事不合体制。”三日后，军机处回电，暂缓批准，并令阿思本“整训待命”。
曾国藩早在杭州前线得到风声，他对幕僚说：“借枪可，借将不可；借将可，借帅绝不可。”言下之意，湘军可与洋枪队协同，却绝不把指挥棒从自己手里送出。湘军与淮军联手的陆路战事渐占上风，中央对那支昂贵舰队的需求正在下降。
局势逆转得很快。十月，苏州城内反攻告捷，江南漕运要道恢复。清廷重新评估：“若花千百万两，只买来一个英国上校的脾气，得不偿失。”阿思本见风向不对，直接硬闯总理衙门，递上考勤表与军饷表，要求一次性支付四年运营费。值班侍郎冷冷回绝：“国库自有章程，一切照旧例。”僵局就此形成。
十一月初，宫中口谕下达——“船队可遣回原籍，所费自理”。李泰国明白大势已去，终日在礼部行馆踱步。他最后一次面见恭亲王，请求保留职衔。对方只淡淡一句：“海关自然还有贤能之士。”几天后，赫德被任命为新任总税务司。
同月中旬，七艘舰船拔锚东去，驶到香港时就被挂牌拍卖。英伦商报登出消息：“远东急造之战舰，半价待售。”阿思本赚了遣散费，转身受雇拉丁美洲海军；李泰国乘邮船折返欧洲，在伦敦的寒风中再无东归之日。
这场看似锋利的改革尝试，以一种近乎仓促的方式收场。账本数字没变少，海军装备没落地，留给北京官员的，是对“借外力”四字更深的顾忌。自此以后，洋务重臣在筹建船队时，先问的已不再是“买哪国炮”，而是“谁来握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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