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才虽盛，却为晋用——两位中国籍数学家获菲尔兹奖的冷思考|丘成桐|中国籍|国际数学家大会|希尔伯特|芝加哥大学|菲尔兹奖

特约撰稿|梁伯钧

2026年7月23日，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当国际数学联盟主席念出王虹与邓煜的名字时，国内媒体瞬间沸腾。

这是菲尔兹奖九十年来首次颁给中国籍数学家，且一次两人。

但当我们仔细查看两人学习研究经历时，却惊讶发现，两人早期从天才起步，但都无法适应国内的环境，是转到海外学习后，才取得了现在的成就。王虹甚至被认为不是学数学的料。

王虹出身广西平乐一个教师家庭，她16岁考入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但转系之后，她面对的是一群奥赛金牌扎堆的同学。没有竞赛背景的她，成绩一度垫底，长期被质疑“不是学数学的料”。以致她一度想放弃数学，转去学建筑。后来本科毕业出国，在法国读工程师学位、在美国MIT读博，师从Larry Guth。

邓煜只在北大读了两年，因为“受不了国内的环境”，果断转学MIT。其后其基本在美国完成学业，并从事数学研究。

两人能取得如此成就，我们理应为他们高兴、祝贺，但这只是“精神胜利法”，我们更加需要的是，认真思考国内的学术环境，认真反思国内的人才成长空间。

一、两条殊途同归的"出走"轨迹

王虹，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平乐县沙子镇。一个中国南方最普通的小镇，父亲是中学数学老师。2007年，16岁的她参加高考，以653分考入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因为北大数学系当年在广西只招一人。入学第一天，她就在为转系做准备。大二通过"二次高考"式的转系考试进入数学科学学院，却在奥数金牌云集的班级里沦为"小透明"。她不是竞赛生，没有保送光环，在一众"大神"中成绩中下，"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

本科毕业后，她赴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攻读工程师学位与数学硕士。在法国，她曾短暂"出走"——去建筑事务所实习一个月，试图逃离数学的艰深。一个月后她回来了，不是因为失败，而是因为发现"建筑需要先说服别人投资，创作自由受到限制；而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设'想法"。2014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师从调和分析大师Larry Guth。2019年博士毕业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UCLA、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她的学术生涯像一列单向行驶的特快列车，从未在中国境内停靠任何一站。

邓煜，1989年生于深圳。如果说王虹是"非典型"的逆袭者，邓煜则是"标准模板"的精英产品：小学就读于蛇口育才一小，初中高中深圳高级中学，2006年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金牌，2007年保送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北大读了两年，2009年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2010年获Putnam Fellow（全美大学生数学竞赛最高奖），2015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2018年南加州大学任教，2024年加入芝加哥大学。

一个是小镇做题家，一个是奥赛金牌机器；一个曾怀疑自我、差点转行，一个一路开挂、从未偏离轨道。他们的成长路径截然不同，却在同一个节点完成了命运的合流——离开中国。

王虹在北大数院时，同班同学邓煜已是"邓神"般的存在；当她2014年刚到MIT读博时，邓煜一年后就要拿到博士学位。时间差里藏着残酷的隐喻：当中国的拔尖学生还在本科阶段内卷时，美国的学术体系已经为他们铺好了通往世界之巅的阶梯。

二、挂谷猜想与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为何在异国开花？

王虹的成名作是2025年与Joshua Zahl合作发表的127页论文，证明三维挂谷猜想——一个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几何测度论核心难题。菲尔兹奖得主陶哲轩评价这是"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惊人进步"，莱斯大学数学家Nets Katz称之为"百年一遇的数学突破"。

邓煜的破题之作则是与合作者解决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核心难点——从微观牛顿力学严格推导出宏观玻尔兹曼方程及流体力学方程。这一成果被科普界誉为"华人数学的奇迹年"，为1900年希尔伯特提出的23个问题之一画上了句号。

两个问题，一个几何，一个分析；一个直觉驱动，一个物理溯源。但它们的诞生有一个共同背景：都需要长达数年的、不受干扰的、免于考核焦虑的沉浸式思考。

王虹在接受采访时说，证明挂谷猜想是"一个漫长而平静的过程"，其间"没有特别兴奋的时刻"。她习惯在纽约曼哈顿的公园里散步，"想不想数学，依心情而定"。邓煜则在知乎上分享过自己"花一个星期读完85页论文并验证每一个细节"的日常，也坦言"对数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没有产出。唯一能够对抗这种担心的方式，就是持之以恒的努力，以及对于将来能做出成果的盲目自信"。

这种"盲目自信"从何而来？它来自一种免于恐惧的自由。

在中国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下，一个青年学者如果五年没有"代表性成果"，可能面临非升即走的压力；如果十年没有国家级项目，可能失去独立带团队的资格。挂谷猜想从1917年提出到2025年被证明，历时108年；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从1900年提出到2024年取得突破，历时124年。这种时间尺度，与中国学术界"三年一考核、五年一评估"的短周期机制，存在根本性的结构冲突。

王虹在法国IHES获得终身教职，该所成立60多年来仅有12位数学终身教授，其中7位拿过菲尔兹奖。IHES的治理逻辑是：给你绝对的自由与优渥的待遇，不考核、不评估、不问产出，只问你是否在思考真正重要的问题。邓煜在芝加哥大学，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tenure制度虽有压力，但前六年相对宽松，且学术共同体对"大问题的长期攻坚"有充分的文化认同。

丘成桐曾尖锐指出："很多中国的小孩看不到数学最精华的地方，认为只要将题目做对、将考试考好，就很高兴。但数学的真谛不是做题、特别不是做别人出的题，而要自己发掘好的研究方向、好的问题，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王虹和邓煜，恰恰是在离开中国后，才获得了"自己发掘问题"的空气与土壤。

三、北大"黄金一代"的集体出走：一个系统性现象

王虹与邓煜并非孤例。他们是北大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同班同学，而那一届的"出走"几乎是集体性的。

2000年前后，北大数学系涌现了被誉为"黄金一代"的群星：许晨阳、恽之玮、张伟、朱歆文、袁新意……他们无一不在本科或硕士阶段赴美深造，最终全部留在美国顶尖高校任教。许晨阳曾短暂回国，在北大和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工作六年，2018年却又返回MIT，留下一句令人唏嘘的感慨："国内学术环境对年轻人不够友好。"

这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系统性人才虹吸的结果。美国顶尖高校的数学系，如普林斯顿、MIT、哈佛、芝加哥、柯朗研究所，形成了对全球数学人才的"黑洞效应"：它们拥有最充裕的经费、最自由的学术氛围、最成熟的导师传承体系，以及最关键的——对"无用之学"的宽容与尊崇。

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王虹在北大数院时的数学分析课老师陈天权教授，是统计物理与动理学领域的资深学者，而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特殊情形正是他长期的研究目标之一。邓煜后来与合作者圆满解决此问题并获菲尔兹奖，被学界视为一种"学术传承"。但传承者本人，却早已不在中国。

中国播下了种子，美国收获了森林。这不是"楚才晋用"的现代翻版，又是什么？

四、国籍与归属：一面模糊的旗帜

值得注意的是，王虹与邓煜获奖时，官方报道均强调其为"中国籍数学家"。王虹更是被特别指出"始终保留中国国籍"，是"首位中国籍菲尔兹奖得主"。

这种强调本身，恰恰暴露了某种深层焦虑。

国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学术归属是一个文化概念。王虹现任法国IHES终身教授兼纽约大学教授，邓煜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的学术网络、合作者、学术会议轨迹、研究生培养，全部在欧美学术体系内循环。他们的论文发表在《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数学发明》（Inventiones Mathematicae）等西方顶级期刊，引用者以欧美学者为主。他们的学术"祖国"，早已在事实上迁移。

丘成桐1982年获菲尔兹奖时，身份是"华裔"而非"中国籍"；陶哲轩2006年获奖时，是"澳籍华裔"。王虹与邓煜的"中国籍"标签，在民族主义叙事中是一剂强心针，但在学术共同体的实际运作中，它更像是一面插在异国土地上的模糊旗帜——看得见，却难以真正触摸。

更值得追问的是：如果王虹当年没有转系成功，如果邓煜没有获得IMO金牌保送资格，他们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系中，是否还能走到今天？王虹在北大数院时的"中下等"成绩，在中国现行的保研、直博、人才计划筛选机制下，大概率会被系统性地淘汰。邓煜若非奥赛金牌的"护身符"，也未必能在大二就获得转学MIT的机会。

我们庆祝他们的成功，却不敢直面一个事实：他们的成功，恰恰是在逃离中国学术评价体系的筛选之后取得的。

五、从"数学大国"到"数学强国"：还有多少里路？

中国每年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上斩获的金牌数量全球领先，奥数培训产业规模庞大，中小学数学教育以"难"著称。但丘成桐一针见血："奥数就像是在可以预知的条件下进行短跑比赛，而数学研究则是在现实生活不可预知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马拉松。"

王虹和邓煜的获奖，不能简单解读为"中国数学教育的胜利"。恰恰相反，它是一记警钟：我们擅长培养解题者，却不擅长培养提问者；我们精于选拔天才，却拙于留住天才；我们长于短期冲刺，却短于长期深耕。

丘成桐在2025年预测："中国本土的菲尔兹奖将在10年后出现。"他为此创办了求真书院，试图打通从本科到研究生的培养链条，打破"教育与研究割裂"的痼疾。

但十年太长，只争朝夕。当王虹和邓煜在费城的领奖台上举起金质奖章时，中国的数学教育界应当感到骄傲，更应感到刺痛。骄傲的是，燕园的风曾吹拂过他们的青春；刺痛的是，那阵风没能留住他们，让他们飞向更辽阔的天空。

六、楚才晋用，何时楚才楚用？

《左传》记载，子木问伍举何以在晋得志，伍举答："臣才晋用，晋君用之，故得志焉。"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王虹与邓煜的"得志"，同样是"晋用"的结果。这里的"晋"，不再是春秋诸侯，而是那个拥有普林斯顿、MIT、IHES、芝加哥大学的学术霸权体系。

我们当然可以自豪地说：看，中国人多聪明！我们培养的人才站在了世界之巅！但这种自豪，与印度人为硅谷CEO的印度裔身份欢呼、与非洲人为法国足球明星的移民后裔血统鼓掌，在逻辑上并无二致——都是人才输出国的自我安慰，都是智力殖民的委婉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