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3日，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在马尼拉召开。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韩国外长赵显出席。中国外长王毅没有出席，由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代班。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剑7月23日回应称，王毅因日程原因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同日被问及中日外长是否有会见安排时，林剑的回应是：“据我了解，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
王毅外长为何没有出席会议？华部长又做出了什么表态？日本又能否听懂其中的信号？这背后反映出中日关系的遇冷。
这是王毅出任外长十多年来首次缺席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这个机制设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亚国家抱团应对危机。中方向来重视，外长很少缺席。这次连多边会议本身都不出席，降格力度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强，可以说是直接打破了惯例。
日方对此事的反应值得细看。茂木敏充向媒体透露，他与王毅进行了“短时间接触”，“就双边关系进行了交谈”。共同社的报道定性为两国外长首次交谈。但中方的表述是“没有会见的安排”。“接触”和“会见”在外交语言里不是一回事。前者可以是走廊里的照面，后者是有正式议程的双边会谈。日方把“接触”说成“交谈”，把“交谈”包装成外交互动，是一种自我诠释，但这个说法，被中国直接拆穿了。
事实上，日方在会前做了不少铺垫。从6月下旬起，日本多家媒体放风：茂木可能在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接触，中日外长会谈有望实现。这是典型的预设操作——见成了，茂木带着“与中国恢复高层沟通”的成绩单回国；见不成，把“中方拒绝沟通”的帽子扣过去。
但中方没接这个茬。不仅没有双边会晤，连多边同框的机会都没给。茂木在会场与王毅的所谓“接触”，充其量是会场内的点头碰面。日方提前营造的“会晤预期”落空了。对茂木来说，他需要这场会面。作为自民党内“后高市时代”的竞争者之一，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低于50%。茂木需要外交成绩支撑自己的政治前途。
华春莹在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上的发言，有几句值得注意。
她表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溢，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她强调，地区国家应该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坚持独立自主、开放包容，多做有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这段话放在平时是常规表态。但放在王毅缺席的背景下，分量大为不同。
“深刻汲取历史教训”——东亚地区的历史教训是什么？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高市早苗2025年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2026年4月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公开表示“正在努力营造可以参拜的氛围”。靖国神社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一个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在东亚地区谈和平稳定，本身就是矛盾的。
“坚持独立自主”——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哪一寸是独立自主的？高市早苗2025年11月7日在国会答辩中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日本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将“台湾有事”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直接挂钩。此后她并未收回相关言论。
“多做有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高市早苗自2025年11月以来在台湾问题上的所有操作，没有一件符合这个标准。华春莹的发言是对高市路线的直接否定。
对此，中方的回应是多层次的。
外交层面，政府间对话几乎中断。经济层面，2026年1月起加强了两用物项对日出口管制。王毅缺席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是这一系列回应中的最新一环。
东盟方面对此事的态度也值得注意。东盟与中日韩是东盟主导的平台。中国自1994年起一直是积极参与者。缺席一次外长会不代表否定这个机制，而是对特定双边关系的态度表达。
菲律宾是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就在会议前两天，中菲船只在仁爱礁再起摩擦。但即使如此，王毅仍然应约与菲外长拉扎罗举行了双边会晤。与此同时，王毅没有见日本外相。两组画面一对照，信号很明确：眼下中日关系比中菲关系更棘手。中方对菲律宾仍有沟通意愿和渠道，但对日本，连多边同框的机会都不给。
日媒的反应也说明了问题。共同社、《朝日新闻》等媒体集中报道王毅缺席，并提及自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日中政府间对话“几乎中断”。这是事实。日本政治学者分析说，只要高市内阁持续存在，中日关系或许就很难改善。
高市早苗应该能听懂华春莹那句话。
中日关系的症结不复杂。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方没有升级对抗，没有关闭所有渠道。但每一个外交动作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台湾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王毅缺席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华春莹代班发言定调“多做有助稳定的事”——这两件事是同一个逻辑的两个侧面。一个是不给对话的空间，一个是划定对话的前提。
日方如果想在这个框架下跟中国对话，需要先把高市那番话收回去，把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调回四个政治文件的轨道。在那之前，中日的外交沟通局面或许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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