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8.66元，上市首日收报49元，涨幅达到465.82%，总市值约3.27万亿元。发行完成后，合肥国资体系持股比例约为33.11%，对应市值超过1.05万亿元。即使扣除市场首日炒作和后续波动，这仍然称得上一次极其成功的产业投资。(财新网)
长鑫科技的意义也不仅是账面收益。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DRAM企业，它填补了中国大陆存储芯片产业的重要空白，带动设备、材料、封装测试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向合肥集聚。合肥投资长鑫，既获得了资本增值，也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在此之前，合肥还投中了京东方、蔚来、晶合集成等明星项目。
2008年，合肥引进京东方第六代液晶面板生产线，项目总投资175亿元。合肥国资参与定向增发、项目融资和产业配套，项目成熟后逐步退出，再把资金投入下一代面板生产线。合肥由此补上家电产业“缺屏”的短板，并逐渐形成新型显示产业集群。(证券时报)
长鑫补芯，京东方补屏，蔚来带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几笔投资改变了一座城市的产业结构，“合肥模式”因此名声大振。
这些成功当然应该肯定。政府在重大产业起步阶段提供资本、土地、基础设施和政策协调，确实能够解决社会资本不愿投、投不起、等不了的问题。尤其是芯片、面板等行业，投资规模大、研发周期长、短期亏损严重，仅靠普通风险投资很难支撑。
但从几个明星项目推导出“政府比市场更会投资”，就走得太远了。
合肥的成功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别的城市根本学不来。就像全国媒体都去调研瑞安融媒体中心，一个县级融媒体中心，一年5.3亿的营收，超过一些省级媒体。但是考察之后，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学不了”。
合肥原有家电、汽车和装备制造基础，投资京东方、长鑫并非凭空追逐风口，而是围绕现有产业补链。合肥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科学装置和一批科研院所，人才资源在同类城市中并不常见。当地还建立了合肥建投、合肥产投等专业平台，投资、招商和企业运营相对分离。
更重要的是，合肥具备承担长期亏损的财政能力，政策也保持了较强连续性。京东方和长鑫都经历过漫长的投入期。没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持，换一届领导就换一个产业；或者领头的不敢担责，项目两年内没有利润就要求退出，都很难等来今天的结果。而这恰恰是常态。
产业周期同样重要。合肥几次重仓，恰好踩中了液晶面板国产化、新能源汽车扩张和存储芯片自主化的时间窗口。能力、资源、机制和运气共同作用，才形成了今天的结果。
这些条件，绝大多数城市并不同时具备。
更需要看到的是，合肥并非一投一个准。今天反复讲京东方、蔚来和长鑫，却很少提到鑫昊等离子、合肥赛维、熔盛重工和安徽未名等项目，这本身就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
当年引进京东方的同时，合肥还投资了鑫昊等离子面板项目。液晶和等离子是两条竞争中的技术路线，合肥实际上采取了两边下注的策略。后来液晶成为主流，京东方成功；等离子迅速退出市场，鑫昊项目失败。结果说明，合肥当时并没有预见哪条技术路线必然胜出。我们今天只记住京东方，是因为胜利者更容易被看见。(证券时报)
合肥赛维也是一个教训。光伏产业高速扩张时期，赛维在合肥建设大型太阳能电池项目，随后遭遇行业产能过剩、价格下跌和企业债务危机。2013年，合肥市政府旗下平台以1.2亿元接下合肥赛维股权，随后再次挂牌转让。转让时，公司账面资产31.1亿元，负债已经达到28.31亿元。项目后来被通威接手并盘活，但接盘者经营成功，不能倒推原来的招商投资同样成功。(财新网)
这些失败并不能抹杀合肥的成绩，却能够纠正一个误区：合肥不是因为政府天然比市场聪明才成功，而是在付出多次失败成本之后，少数项目获得了巨大回报。
问题在于，政府投资失败，承担损失的不是作出决定的某个官员，而是公共财政。
市场投资者看错技术路线，会损失自己的钱；政府看错项目，损失的是纳税人的钱。投资成功可以成为政绩，投资失败却可能被隐藏在国有平台、银行贷款、土地成本、厂房代建和财政补贴之中。收益归入少数明星项目，成本则被拆散到不同账目，这种计算方式很容易高估成功率。
政府下场投资，还会改变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则。
政府掌握土地、规划、审批、补贴、税收、融资协调和行政监管。如果政府同时持有某家企业的股份，就很难保证自己始终保持中立。资源有限时，是优先保障自己投资的企业，还是一视同仁地服务所有企业？发生纠纷时，是维护市场规则，还是维护国有资本收益？
只要身份发生重叠，利益冲突就会出现。
政府投资还容易形成软预算约束。企业经营不善，私人投资者会止损，地方政府却可能因为就业、债务和政绩压力继续追加资金。投入越多，越不敢承认失败；越不敢承认失败，投入就越多。最后，产业投资变成财政兜底。
权力与资本过度结合，也会增加寻租风险。谁能进入项目名单，谁能获得土地、贷款和基金投资，谁来评估企业技术，谁决定追加投入，都可能成为利益输送的环节。政府本来负责监督市场，一旦自己成为利益相关方，监督的独立性必然受到影响。
其他地方已经付出过沉重代价。
武汉弘芯曾号称建设千亿元级芯片项目，后来出现巨大资金缺口，项目停滞，尚未投入使用的光刻机甚至被抵押给银行。事件发生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对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引发重大风险的项目，要按照“谁支持、谁负责”的原则予以通报问责。(人民网财经)
江苏淮安德淮半导体实际投入约46亿元，但管理层认缴的10亿元资本金仅到位4100万元，项目最终因资金链断裂而停摆。其整体资产后来以约16.66亿元拍卖成交。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源，企业投资人却没有真正拿出相应资本，这正是行政招商替代市场尽职调查的典型后果。(中国经济网财经频道)
这些项目的共同特征，并不是地方政府不想发展高科技，而是发展愿望超出了产业基础、财政能力和专业判断水平。看到别人发展芯片，自己也要造芯；看到别人引进新能源汽车，自己也要建汽车城。各地用土地、基金、贷款和补贴争抢同一批项目，最终很可能造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地方债务。
正因为如此，国务院关于政府投资基金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政府基金应当突出政策性和引导性，聚焦重大战略、重点领域以及市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薄弱环节；同时坚持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运作，防止同质化竞争、挤出社会资本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国家能源局][6])
政府可以有所作为，但有为不等于包办。
政府可以建设公共技术平台，可以支持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可以在社会资本不愿进入的早期阶段提供耐心资本，也可以通过母基金吸引专业机构参与。但政府资金应当承担引导作用，投资决策应交给专业团队，风险应由多元资本共同承担，退出机制和完整账目应当提前公开。
合肥值得学习的，是围绕产业链长期布局，是专业平台运作，是政策连续性，是投资失败后的退出和资产处置能力。不能简单学习的是拿着财政资金到处押注企业，更不能把“政府风投”变成地方发展的标准答案。
衡量一座城市的政府能力，也不能只看它押中了几家上市公司。
真正有效的政府，应当让企业办事更加方便，让产权得到保护，让政策保持稳定，让公平竞争不被行政权力破坏，让不同所有制企业都能按照同样的规则获得资源。
政府最大的投资回报，不是某只股票一天上涨了多少，而是形成稳定的制度、良好的信用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政府的本职是制定规则、维护秩序、提供公共服务和纠正市场失灵。可以在必要时扶上马、送一程，但不能长期控制方向盘。
裁判员偶尔进场扶起受伤的运动员没有问题，但如果裁判员自己穿上球衣参加比赛，这场比赛就很难再有公平可言。
不要忘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恰恰是最需要防备。抑制政府的投资倾向，引导政府更好做好公共服务，才是正道。
【资料来源】
[1]: https://finance.caixin.com/2026-07-28/102468587.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财经早知道｜长鑫批量“造富”，合肥国资浮盈破万亿"
[2]: 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1006098.html "解码合肥模式"
[3]: https://companies.caixin.com/2013-09-13/100582201.html "通威集团8.7亿收购合肥赛维_公司频道_财新网"
[4]: https://finance.people.com.cn/n1/2020/1023/c1004-31902830.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两部委接连回应芯片“烂尾”何解"
[5]: https://finance.ce.cn/stock/gsgdbd/202108/09/t20210809_36789237.s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烂尾”项目德淮半导体整体资产被拍出16.66亿接盘方为荣芯 ..."
[6]: https://www.mee.gov.cn/zcwj/gwywj/202501/t20250108_1100235.shtml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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