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亮起的时候，我正在厨房里切着西红柿，案板上是刚洗好的小葱和打散的鸡蛋。锅里的水正翻滚着，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屏幕上弹出一条转账信息，金额是20000元。
紧接着是一条微信消息：“下个月初我要结婚了，这套房子会空出来重新装修做婚房。你这几天找个合适的地方搬出去吧。这个月钱照给，算作你的搬家费。”
我举着菜刀的手停在了半空中，刀刃距离红透的西红柿只有不到一厘米，但我却怎么也切不下去了。锅里的水汽蒸腾起来，扑在我的脸上，模糊了视线。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加湿器喷吐水雾的细微声响。我关掉火，将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拿起手机，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回了一个字：“好。”
三年前，我还不是现在这个能在会议室里独当一面的项目主管。那时候我24岁，刚进这家公司不到半年，是个还在试用期边缘挣扎的底层设计师。而苏琴，32岁，是公司的设计总监，也是我的顶头上司。
在公司里，苏琴是出了名的冷面女魔头。她走路带风，做事雷厉风行，对待下属的方案从来不留情面。我曾经因为一个排版细节的失误，被她在总监办公室里劈头盖脸地骂了整整半个小时。那时候我怕她，甚至在茶水间碰到她都会下意识地绕道走。
那年冬天，我父亲突发脑出血进了ICU。每天的流水账单像大雪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掏空了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又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依然填不上医院的催款单。那天加班到深夜，我一个人躲在公司消防通道的楼梯间里，捂着脸压抑地哭出了声。
楼梯间的门被推开了，苏琴夹着一份文件站在那里。她看了看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冷着脸训斥我不务正业，而是递给我一张纸巾。
“遇到难事了？”她问。
我没有瞒她，将父亲的病情和家里的困境和盘托出。她听完后，沉默了一会儿，点了一根烟。烟雾在昏暗的楼梯间里散开，她看着我说：“林浩，你需要钱，我刚好需要一个人。”
那天晚上，坐在她的车里，我听到了一个让我错愕的提议。
苏琴在市中心有一套两百平的大平层，但她常年严重失眠，加上胃病频发，一个人住在那套空荡荡的房子里，常常会有一种随时可能死掉却无人知晓的恐惧。她需要一个“生活助理”——或者说，一个能让那套房子多一点人气的活物。
“你搬过来跟我住。每天负责做晚饭，打扫卫生，晚上我没睡着之前，你不能睡。周末偶尔需要陪我出席一些不方便一个人去的应酬。”苏琴双手握着方向盘，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谈一个项目合同，“作为回报，我每个月给你两万块钱。这笔钱足够你应付医院的开销。但有一条，在公司里，我们只是上下级；在家里，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管的别管。”
我连犹豫的资格都没有，父亲的命还在ICU里悬着。我答应了。搬进去的第一周，我过得战战兢兢。
这套房子装修得极简且冷硬，黑白灰的色调就像苏琴在公司的表情。我每天下班后立刻去超市买菜，赶在她回家前做好三菜一汤。她吃饭很慢，吃得也很少，很多时候只是喝几口热汤。吃完饭，她会去书房继续工作，我就在客厅里看书或者处理自己没做完的图纸。
这种诡异的同居生活，在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达到了某种冰点。那天是15号，我的手机准时收到了20000元的转账。看着那笔钱，我立刻转给了医院，但心里却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屈辱感。我意识到，在这个空间里，我甚至算不上一个合租的室友，我只是一个被雇佣的、提供情绪和生活劳动价值的工具。
但人是感情动物，距离一旦拉近，很多东西就会悄悄发生变化。同居的第六个月，碰上了一个强雷雨天气。那天深夜，雷声震耳欲聋，闪电将客厅照得惨白。我被雷声惊醒，刚走出房门，就看到苏琴光着脚蜷缩在客厅的沙发角落里，浑身发抖。
她没化妆，穿着宽大的真丝睡衣，头发凌乱，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女魔头”如此脆弱的一面。我走过去，没有说话，只是拿了一条毛毯披在她身上，然后在她旁边坐下。她没有推开我，而是将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那一晚，我们在雷雨声中一直坐到天亮。她断断续续地跟我说了她以前的事。她曾经也有过一个谈了七年的男朋友，后来对方因为受不了她太强的事业心，跟一个温柔顾家的前台女孩结了婚。从那以后，她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只要一打雷，就会整夜整夜地陷入恐慌。
从那以后，房子里的空气似乎变得柔软了一些。她不再总是用命令的语气跟我说话，偶尔我做的菜咸了，她也会笑着调侃几句。在公司里，她依然对我严苛，但每次骂完我之后，会在下班时给我发微信：“晚上想吃糖醋排骨，买点小排。”
我开始用心地研究菜谱，记住她不吃葱姜蒜，记住她生理期的时候只能喝温热的红糖水。我的世界逐渐被这个女人的生活琐碎填满。而父亲的病情也奇迹般地稳定了下来，转入了普通病房，家里的经济压力大大缓解。
同居的第二年春节，她没有回老家，我也因为要在医院陪护没有回去。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从医院赶回那套大平层，看到她一个人坐在落地窗前喝酒。桌上放着两个酒杯。
那天晚上我们都喝醉了，酒精借着节日的孤独，打破了我们之间最后的那层窗户纸。在窗外绚烂的烟花中，我们拥吻在一起，顺理成章地躺到了同一张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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