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进行了秘书长遴选的意向投票，尽管是闭门投票，但投票结果还是很快被透露了出来。
据悉，来自哥斯达黎加的格林斯潘以10张“鼓励票”领跑，暂居榜首，而与此结果一同浮现的，还有她对中国的态度，这让外界格外关注。
另一方面，美国希望借换届推进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格局，如今看来，似乎失算了。
那么格林斯潘为何能够脱颖而出？她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
这场秘书长竞选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安理会7月30日的首轮投票，是整个过程中的重要一步，结果揭示了格林斯潘目前的优势：
她获得了10张“鼓励票”，超越推荐门槛，并暂时领先，排名第二的是来自圭亚那的伯基特，9张“鼓励票”，稍稍落后，格罗西得到7张“鼓励票”，排名第三，此外，还有多位候选人得票较低，逐渐退出竞争焦点。
投票虽是非正式性质，但规则却直截了当：每位候选人可获三种表态——“鼓励”“不鼓励”“不表态”，这种“摸底”方式虽然不具法律约束力，却堪称各国态度的分水岭。
格林斯潘的背景对于她的领先是一项巨大助力，她曾担任哥斯达黎加副总统和联合国贸发会议首位女性秘书长，熟悉多边外交，深耕发展与减贫事务，对各国立场了如指掌。
在此次竞选中，她更凭借拉美地区惯例优势和女性身份，成为许多国家的最佳选择。
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从未有女性担任过秘书长，国际社会对此呼声很高，而上一任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欧洲，地区轮换让拉美候选人有更多机会。
尽管优势明显，格林斯潘也没有稳操胜券，她除了10张“鼓励票”外，也有1张“不鼓励票”，而如果这张票来自五常，那么在正式投票中，她就可能被“一票否决”。
她的竞争对手实力同样不可忽视，尤其是伯基特，不仅票数紧追其后，还熟悉联合国内部政治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格林斯潘要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化解不支持票的隐患？
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是一场细致入微的政治平衡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7条，秘书长先由安理会推荐，再由联大任命。
而安理会的推荐过程，则需要达到两个硬性条件：至少9张“鼓励票”，同时五常不得有任何一国投“不鼓励票”。
五常对于候选人有一票否决权，这使得他们的态度在整个遴选过程中至关重要。
首轮投票时，格林斯潘虽超出9票门槛，但仍不能掉以轻心，如果“不鼓励票”源自常任理事国，她的竞选之路恐怕将戛然而止。
要知道，五常在选举中的目标并不一样：美国希望下一任秘书长更倾向其政策利益，而中国和俄罗斯则倾向选择中立候选人，避免秘书长成为西方强国的代言人。
从目前信息看，格林斯潘具备一定的中立属性，她来自哥斯达黎加，这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一贯扮演中间立场，不曾与任何一个大国阵营深度绑定。
她还强调自己“并非任何一国的传声筒”，以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中小国家支持。
此前，她曾在联合国任职期间与中国高层多次会面，从她的表态中可以看出，她在涉及主权、全球发展倡议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明确维护中方立场。
她赞同中国在最不发达国家减免关税的政策，支持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和平、安全一系列倡议。
在会见王毅时，还强调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让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对格林斯潘的态度是积极的，即便不能说“全力支持”，至少没有投反对票的理由。
但即便获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认可，格林斯潘也必须迈过三大实质性挑战。
纵然格林斯潘首轮领跑，但未来的竞争依旧激烈，单单通过票数无法决定谁能最终胜出，她还必须通过三个难关，这决定了她能否从暂时领先变成稳操胜券。
第一个难关是大国间的博弈，秘书长虽然名义上是联合国的“公务员”，但实际中他需要平衡多方利益，特别是在五常这种涉及全球安全与战略领域的博弈中，必须展现足够经验。
而这恰是格林斯潘的短板，她此前多聚焦发展、贸易与多边合作事务，对于地区冲突、大国协调等经历不足，需要在未来表达更加具体的治理方案。
第二个难关是改革议程，联合国近年来面临一系列瓶颈，包括财政压力、官僚化严重、效率低下等，无论是谁成为新秘书长，联合国改革都是绕不开的核心考验。
如果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方案，就很难真正赢得包括五常在内的广泛支持。
第三个难关则来自其他竞争对手的威胁，虽然伯基特和格罗西与格林斯潘相比暂时处于下风，但他们在各自领域也有优势，伯基特熟悉联合国内务程序，具有较强的外交灵活性。
格罗西则擅长核问题与危机管理，在安全事务上能力突出，五常若在格林斯潘和伯基特之间难以达成共识，不排除推选一位折中新人的可能性。
联合国新一任秘书长的人选尚未最终敲定，作为首轮投票的领跑者，格林斯潘不仅展现了强劲的实力，也显现出对中国友好的态度。
她能否成功突破后续的关口，最终得到五常的集体认可，将决定这场竞选的最终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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