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我的前半生》（溥仪著）、《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王庆祥整理）、凤凰网《毛泽东1962年宴请溥仪》（羊城晚报，2013年）、中新网《盘点领导人家宴：毛泽东"辣椒炒苦瓜"宴请溥仪》（2014年）、文汇报《1961年毛泽东单独接见末代皇帝溥仪长达5个多小时》、人民网环球人物《末代皇帝溥仪，特赦第一人》（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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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新春，北京城里年味还没散透。
中南海颐年堂内，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孝范四位社会名流已经早早落座，大家互致新年问候，气氛颇为融洽。
上午八点，宴席准备开席，伟人看着众人入了座，却迟迟没有叫人上菜。
章士钊发现身旁还空着一个位子，正准备开口问，伟人已经先一步开口，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不紧不慢地说道——今天这场宴会，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在座各位，都是他的下属。
这话一出，满桌皆愣。
在座的可不是普通人，章士钊是名满天下的法学家、曾主持《苏报》鼓吹革命，程潜则是民国开国元勋、曾任国民党上将，仇鳌与王孝范亦各有来历。
这四个人，谁能称他们的"顶头上司"？
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随即，一个五十多岁、戴着墨边眼镜、身材修长清瘦的男人走进了颐年堂，腰板挺直，步伐稍显拘谨，脸上带着几分喜悦，又带着几分忐忑。
伟人站起身来，笑着迎上去握住他的手，回过头对章士钊等人介绍："你们不认识他吗？这位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他不是你们的顶头上司是什么？"
章士钊一下子愣在了原地。
这个男人，正是清王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开国领袖与末代皇帝，同桌而坐，把酒言欢。
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一】三岁的孩子，哭着坐上的那把龙椅
要读懂这顿饭的分量，得先把溥仪这个人的故事从头捋清楚。
1906年2月7日，爱新觉罗·溥仪生于北京醇亲王府。
他是道光皇帝的曾孙，光绪皇帝的侄子，生父是摄政王载沣。
按照辈分和血脉来说，他的出身不可谓不高贵，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日后的命运会走出一条如此跌宕的轨迹。
1908年，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
这一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病逝，年仅三十八岁。
二十多小时之后，慈禧太后也随之离世，终年七十四岁。
一帝一后，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相继撒手人寰，整个紫禁城顿时陷入了一片惶恐与混乱。
皇位空悬，朝野震动，大清王朝在最脆弱的时刻，需要一个新皇帝来稳住局面。
慈禧在临终之前已经圈定了人选——醇亲王载沣之子，时年不到三岁的溥仪。
圣旨传到醇王府时，府中当即乱作一团。
溥仪的祖母当场昏厥，溥仪的母亲哭成一团，溥仪本人则又哭又闹，死活不愿意让太监把他抱走。
就在这一片哭声和哄声里，一顶小轿把这个懵懵懂懂的孩子抬进了紫禁城。
登基大典那一天，溥仪被安置在太和殿的龙椅上，身边站满了穿着朝服的文武百官，金銮殿内庄严肃穆。
然而这个三岁的孩子，哪里懂得什么叫江山社稷，他只是一个劲地哭闹，嚷着要回家。
摄政王载沣单膝跪在龙椅旁边，一边用双手扶着他，一边在他耳边不停地哄：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这句"快完了"，被不少大臣私下里当作不祥之语。
事实上，这也的确是一句谶语。
溥仪登基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口。
外有列强环伺，内有革命浪潮涌动，朝廷上下积弊深重，早就是一座风雨中的危楼。
一个三岁的孩子被推上这把椅子，不过是权贵们在王朝倾覆前夕的最后一次博弈。
登基之后不到三年，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溥仪的名义颁布了退位诏书，清王朝正式落幕，溥仪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
退位那年，他六岁。
六岁退位，三岁登基。
这位皇帝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皇权，却要用后半生去承担这顶皇冠带来的全部重量。
退位之后，民国政府给予溥仪一系列优待条件：保留"皇帝"尊号，每年拨付四百万银元的优待费，并允许他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内廷。
溥仪就这样在那片他从未真正掌控过的宫殿里，又度过了十多年的岁月。
这十多年里，他请来了英国人庄士敦做英文老师，学英语、学骑自行车，还把紫禁城里的宫门锁头全部换成了西式门锁，逐渐染上了不少西洋习气。
他甚至一度想要出洋留学，却被身边的遗老们和日本人一起拦了下来。
1917年，张勋率领辫子军进京复辟，年仅十二岁的溥仪在众人的鼓动下又过了十二天的皇帝瘾，随即在一片声讨中再次退位。
这一次复辟不但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反而彻底触怒了控制北京的冯玉祥。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派遣鹿钟麟率部进入紫禁城，限溥仪在两个小时内离开皇宫。
溥仪就这样被赶出了那片他生活了十六年的地方，从此彻底告别了紫禁城。
出宫之后，溥仪先在北京逗留了一段时间，随后辗转天津，在张园、静园一住就是七八年。
这段时间里，他生活依然奢靡，身边聚集了一批满清遗老，整日里复辟的念头从未断过。
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找到了他。
【二】从伪满傀儡到战犯981号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队大举进入东北。
整个国家在最危险的时刻，溥仪却把这件事看成了"龙归故里"的机会。
1932年3月，在日本关东军的一手操持下，溥仪登上了"满洲国执政"的位子，随即改称"康德皇帝"，建立起所谓的"伪满洲国"。
然而这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政权。
伪满洲国的核心权力全部掌握在关东军手中，溥仪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控，就连他身边的妻妾、亲属，也都在日本人的操控之下。
他所谓的"皇帝"，不过是一个供日本人对外展示的招牌而已。
这段历史，溥仪日后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毫不掩饰地写了出来，字里行间充满了悔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伪满洲国随之瓦解，溥仪仓皇宣读了退位诏书，随即带着一批亲信赶往沈阳机场，打算乘飞机逃往日本。
然而就在8月19日，机场上，苏联红军赶到了。
溥仪就此落入苏联人手中，被押往苏联远东地区羁押。
在苏联的五年里，溥仪曾三次写信给斯大林，恳请留在苏联生活，但三次都被拒绝。
1946年，溥仪被带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证人出庭指认日本的侵华罪行——这也是他在那段历史里，留下的唯一一抹稍微体面的印记。
1950年8月1日，中苏双方经过多次谈判，苏联政府将溥仪正式引渡回国。当载着溥仪的列车从绥芬河入境的那一刻，他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自己这条命，恐怕很快就要交代了。
他甚至暗暗打定了主意，万一被押上刑场，就高喊一声"太祖高皇帝万岁"。
然而等待他的，并不是枪决，而是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0年8月，溥仪被送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编号"981"。与他同期关押的，还有二百多名伪满洲国的大臣和日本战犯。
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新中国当时条件最好的羁押场所之一。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战犯们的伙食标准远超当时一般干部水平：每天细粮一斤半，另有豆油、蔬菜，溥仪还享受小灶，有专门的厨师根据他的口味备餐。
管理所还专门为战犯配备了医护人员，保证每月理一次发、半月刮一次脸、每周洗一次热水澡。
如此待遇，把早已做好被枪毙准备的溥仪搞得一头雾水。
好到这种程度的"断头饭"，他实在看不懂。
更让他手足无措的，是这里没有任何人伺候他。
溥仪从三岁进宫，几十年里从没给自己系过鞋带、叠过被子，甚至连开门都要有人用手绢包着门把手替他推开。
进了管理所，这一切全都没有了。
他不会扣扣子，不会叠被子，洗脸之前忘记先叠被子，刷牙的时候才发现牙刷上还没放牙粉，等他七手八脚弄完这些，别人早就吃完饭了。
战友们私下里都叫他"废物"。
他的侍卫李国雄起初还帮着他洗衣服、穿鞋，后来李国雄想通了：我们都是战犯，凭什么还伺候你？从那以后，溥仪彻底陷入了手忙脚乱的独立生活。
管理所工作人员没有催促，只是耐心地一步步教他。
穿衣叠被、洗衣缝袜，从最基本的事情开始。
经过几年的磨砺，溥仪慢慢学会了这些。
后来，他还主动帮着管理所的医护人员测量血压、做一些简单的护理工作。
十年时光，在抚顺悄然流逝。
【三】特赦第一人，那个冬天的抚顺战犯大会
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夕，一份关于特赦战犯的名单被送到了伟人的案头。
按照原本的排列，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溥仪的弟弟溥杰。
伟人看完，当即皱起了眉头，开口问道："怎么没有溥仪的名字？"
他说，要特赦，就先特赦皇帝，中国共产党有这个气魄。
说完，他亲手把名单上的"溥杰"改成了"溥仪"。
1959年12月4日，抚顺，天寒地冻。
战犯管理所的礼堂里，三百多名战犯被集中在一起，静静等待着。
溥仪坐在前排，神情平静，甚至有些心不在焉。
他不抱任何希望——其他战犯私下都说，要轮到特赦，就算全都放光了也不会轮到溥仪。
时任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走上主席台，开始宣读特赦人员名单。
第一个名字念出来的时候，礼堂里的溥仪先是一愣，随即眼眶就红了，泪水簌簌地滑落，还没等听完，他已经放声痛哭。
那个名字，正是他自己。
1959年12月9日，溥仪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他在自传中写道，"特赦对我说来，就是得到了做人的资格，开始了真正有意义的新生活。"
回到北京，溥仪暂住在西城区前井胡同六号，他五妹金韫馨的家里。
没多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于1960年2月16日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来到位于香山脚下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成为一名普通的园丁。
第一个月，他的工作是浇花和打扫卫生。
拿到第一份工资，大约六十多元，他转头就买了糖果和点心分发给工友，剩下的没多久便花了个精光——当过皇帝的人，就是这点本事，全然没有存钱的概念。
在植物园干了将近一年，1961年，溥仪被调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月工资一百元。
从战犯到公民，再到政协专员，这条路走下来，他用了整整十年。
而这一年，伟人单独接见了溥仪，两人在颐年堂里谈了整整五个多小时。
那次接见，溥仪几次哽咽失声，久久无法言语。
就在那次谈话里，溥仪提到了自己想重新整理往事材料，把一些当年的秘密都写出来。
伟人鼓励他，写往事也好，写回忆也好，是为了总结历史，总结自己，但必须做到一真二实——真，就是尊重历史；实，就是写自己，或者与自己有关的人和事，包括好的和不好的两个方面。
这段话，成为日后《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版本的重要指引。
【四】颐年堂里的那桌家宴
1962年新春，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走过最艰难阶段的时候。
全国上下物资依旧紧张，餐桌上的每一道菜，都不是一件轻巧的事。
颐年堂里摆着的这桌家宴，简朴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桌上没有燕窝鱼翅，没有满汉全席，没有任何山珍海味——有的只是几碟湘味的辣椒、苦瓜、豆豉，一盘米饭，几个馒头，外加每人面前的一杯葡萄酒。
就是这样一桌饭，让章士钊、程潜等人神情微微一滞——毕竟这是款待末代皇帝的宴席，简陋到这个程度，还真是让人没有预料。
伟人却浑然不在意，拉着溥仪在自己身边坐下，热情地招呼他动筷。
他向溥仪介绍在座的几位老友，溥仪每听一个名字，便站起身来鞠躬致意，态度极为恭谦，完全不见半点皇帝的架势。
菜上桌了，伟人便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放进溥仪面前的碟子，招呼他尝尝。
溥仪是标准的北方人，向来不耐辣，那一口下去，鼻尖很快就沁出了细汗，脸上憋出了几分红热，却还是笑着点头说味道不错。
伟人看着他这番样子，笑着打趣道："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喽！"
满桌人听了，都跟着笑了起来。溥仪也跟着大笑，气氛一下子热络了许多。
就在这个时候，伟人放下筷子，侧过身，用一种随意又认真的语气，向溥仪问出了那个问题——
你们御膳房的饭，到底好不好吃？比这桌菜，哪个强一些？
颐年堂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在座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同一瞬间落到了溥仪的脸上。
而溥仪在沉默了片刻之后，缓缓开口说出的那几句话，让在座所有人都怔了一怔，谁也没料到他会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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