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多数国家的工业生产正在下滑，原因集中在内需疲软、能源成本高企，以及来自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压力。
《华尔街日报》曾写道，欧洲的增长引擎坏了。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工业生产同比下滑2.2%，整个欧盟下滑1.7%。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四个欧洲最大经济体，资本品和耐用消费品产量都出现同比下降。
德国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德国曾长期是欧洲制造业强国，但工业产出自2017年以来趋势性下行。
彭博社认为，德国作为工业超级大国的时代可能正在结束。若剔除疫情期间的全球性冲击，德国工业生产已经从高点收缩14%，回到2006年前后的水平。
大众汽车则成了欧洲工业困境的典型样本，大众计划关闭至少三家工厂、裁减数千个岗位，并削减大量德国员工工资。
这将是大众历史上首次在本土关闭工厂，工资削减可能影响多达14万名德国工人。一个曾经代表德国制造荣光的企业，如今要在本土关厂，背后不是单一企业经营问题，而是整个工业环境正在变重。
欧洲的问题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欧元诞生后到疫情前，欧洲出口商曾受益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因为中国需求拉动了欧洲资本品出口。
与此同时，欧洲却从能源自给逐步变成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方。俄罗斯曾是最便宜的供应商，欧盟一度有41%的天然气需求依赖俄罗斯。
建立在廉价能源和外部需求之上的商业模式，一旦外部条件变化，就会遭遇严峻考验。
德拉吉报告指出，高能源价格是欧洲制造业的重要逆风。
欧洲天然气价格通常是美国的三到五倍，工业用电价格也达到美国和中国的两到三倍。即便风电、太阳能和核能成本较低，只要最后一部分供给依赖天然气，整体价格就可能被拉高。
对钢铁、化工、汽车零部件这类行业来说，能源成本一旦长期高企，竞争力就会被一点点磨掉。
可再生能源本身也不能立刻解决问题，要让风电和太阳能提供稳定电力，需要大规模电网升级、储能、跨区域输电和需求调节。这些方案都昂贵且耗时，还可能被规划审批拖延多年。
欧洲一边宣传可再生能源便宜，一边却面对工厂因电价过高而停产的现实，这正说明能源系统转型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再看中国竞争，压力同样直接。
欧洲汽车产业雇用约1300万人，占该地区总就业的7%。在中国电动车出口快速增长之后，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最高35%的新关税，并叠加原有10%关税。
背后逻辑很清楚：如果中国企业在新能源车上持续扩大优势，欧洲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会被直接冲击。
说回发达国家为什么当年愿意去工业化，核心是它们曾以为自己可以永远站在价值链上游。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达到28%的历史峰值，三十年后降到16%；欧盟国家制造业就业比例也从1970年的30%下降到1994年的20%。它们把制造环节迁到发展中国家，本土专注金融、科技、品牌和服务，看起来更轻、更高级，也更赚钱。
问题是，制造业不是可以随手丢掉的低端包袱。工厂搬走后，熟练工人会流失，工程师文化会变薄，供应链协同会断裂，研发创新也会跟着制造环节迁移。
美国和欧洲后来想“再工业化”，才发现补贴可以发得很快，产业工人、配套企业和工程经验却很难一夜之间长回来。
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改革开放赶上全球产业转移，中国承接了大规模制造环节，并在长期产业配套中形成完整供应链。今天，中国制造业不只是规模大，还在新能源汽车、无人机、工业机器人、光伏和电池等领域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全球每年新增工业机器人中，中国装机占比超过一半，这说明制造业不是旧时代遗产，而是新技术落地的土壤。所以现在再看“去工业化”，它不是发达国家的单纯升级，而是一场高估服务业、低估制造业的战略冒险。
短期看，工厂外迁能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改善环境压力；长期看，一旦产业链和工程能力流失，国家竞争力就会被掏空。
发达国家当年以为是在甩掉包袱，今天才发现，那个被甩掉的制造能力，恰恰是支撑繁荣和安全的底座。
从整体脉络来看，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在下滑。丹麦、希腊和芬兰等较小经济体出现明显增长，其中丹麦工业增长接近20%，主要受益于制药业，尤其是减肥药和猴痘疫苗等产品。
不过这种局部亮点并不能掩盖整体问题。
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在报告中警告，欧盟正面对存亡级别的挑战，如果不改变，就会陷入缓慢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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