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获释后，既没拿蒋介石给的十万大洋，也没接延安抛来的橄榄枝，最终在重庆的穷山沟里潦倒而逝，临终留给妻子的，只有五个旧碗|延安|武汉|重庆市

一九四二年五月的江津，雨水一场接一场地下。鹤山坪的石墙院坐落在山冈上，四面都是田，一到雨天，路就烂得走不了人。泥巴糊在鞋底上，越走越沉，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刮一刮。

院子里住着一个老人，六十三岁，头发白了大半，身子瘦得厉害。他穿着一件洗得走了形的灰布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子上打了两块补丁。长衫罩在他身上晃晃荡荡的，像是借来的。

他已经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了。不是不想吃，是吃了就吐。胃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堵得慌。有时候喝口水都往上翻，翻出来的全是酸水。

五月十二日那天，他让妻子潘兰珍去摘了些蚕豆花。蚕豆花泡水喝，据说是降血压的偏方。他的高血压是老毛病了，在南京坐牢那几年就有了根，这几年越来越厉害，一发作就头晕，天旋地转的，得扶着墙才能站稳。

潘兰珍把蚕豆花摘回来，摊在竹筛子里晾。那些天花期正好，白白的花瓣上带着紫色的斑点，一嘟噜一嘟噜地垂着头。晾了几天，有些花发了霉，颜色变深了，闻起来有一股酸腐的味道。

潘兰珍想把那些坏的挑出来扔掉。老人说不用，泡一泡就行。

一杯蚕豆花水喝下去，中午肚子就开始胀。

胀得厉害。

那天晚些时候，有个朋友从城里来看他。两个人坐在堂屋里说了会儿话，吃了顿便饭。桌上有一盘四季豆，是潘兰珍从地里摘的，用猪油炒的，放了点盐。老人多吃了几口。

到了夜里，他开始呕吐。

潘兰珍慌了。

石墙院离江津县城三十多里地，全是山路。大半夜的，上哪儿找医生去。她烧了热水，用毛巾给他敷额头。老人躺在床上，脸白得像纸，额头上全是冷汗。他闭着眼，呼吸又急又浅。

第二天，他撑着身子从床上爬起来，坐到书桌前。桌上摊着一摞稿纸，是他写了快四年的书稿。他拿起笔，手指头抖得厉害，笔尖在纸上戳了好几个墨点才稳住。

他接着往下写。

一个字，一个字。

写到了那个“抛”字。

笔停住了。

他看了看那个字，把笔搁在砚台上。砚台里的墨已经干了，笔尖上的墨也凝住了。他没有再蘸墨，把椅子往后推了推，慢慢地站起来，扶着桌子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床边，躺下去，闭上了眼。

那支笔就搁在砚台上，再也没有被提起来过。

“抛”字，是《小学识字教本》最后一个字。

潘兰珍把那摞稿纸收起来，整整齐齐地码好，用一块蓝布包上。蓝布是她从一件旧衣服上拆下来的，洗了不知道多少回，颜色淡得都快看不出来了。她包好书稿，塞进床底下的藤条箱里。

那个藤条箱，是他们从南京带到武汉、从武汉带到重庆、从重庆带到江津的。一路颠沛流离，箱子的边角都磨破了，藤条一根一根地支棱出来，像老人手背上鼓起的青筋。

箱子里还有别的东西。几件换洗的衣服，全都打了补丁。一双布鞋，鞋底磨得薄薄的，再穿就要透了。几封信，用橡皮筋扎着，信封上的字迹有的浓有的淡，都是老朋友的来信。

还有一个布包裹，裹得严严实实的。打开来，是五只碗。

五只古瓷碗，大小不一，釉色也不一样。有一只天青色的，釉面开着小片的冰裂纹。有一只白底青花的，画的是山水，笔触很淡，像是隔着雾看的。还有一只酱釉的，颜色深沉，碗口有一道细细的金线，是磕破以后用大漆补过的痕迹。

这五只碗，是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坐牢时攒下的。

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抓他的时候是半夜，他正在写东西，听见敲门声，把笔一搁，起身去开门。门一开，几支枪口就顶在了胸口上。

他被押到南京，关进了老虎桥监狱。

那一年他五十三岁。

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到中共的创始人，再到国民党监狱里的阶下囚，这条路他走了十几年。走到监狱门口的时候，他身上除了几件旧衣服和一箱子书，什么都没有。

监狱里的日子，跟外面是两个世界。铁门铁窗，高墙电网，每天放风的时间只有半个钟头。牢房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角放着一个马桶。窗户很高，要踮起脚才能看到外面的一小片天空。

他在监狱里待了五年。

换作一般人，五年牢坐下来，人也就废了。陈独秀没有。他把监狱当成了书房，每天读书写字，雷打不动。监狱不准往外寄文章，他就在里面写，写了存着，等出狱再说。监狱不准见客，他就跟狱友聊天，聊学问，聊时局，聊历史。

他有一个本事，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把日子过得像回事。牢房里的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床铺叠得整整齐齐，碗筷摆得规规矩矩。看守来查房的时候，经常以为走错了门。

那五年里，他在监狱里交了几个朋友。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同牢的狱友，有几个是学者，有几个是旧军人，还有一个是前清的举人。这些人喜欢跟他聊天，聊着聊着就成了朋友。

朋友们知道他喜欢古瓷，就把自己从外面带进来的碗送给他。有的是家里人探监时带来的，有的是托看守从外面捎的。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每一只都好看，每一只都不一样。

这五只碗，陪他在监狱里吃了五年的饭。

一九三七年八月，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各方压力之下，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陈独秀走出老虎桥监狱的那天，手里拎着一个包裹。包裹里没有钱，没有贵重物品，就五只碗，还有几本书。

来接他的是三儿子陈松年，还有一个女人，潘兰珍。

那年陈独秀五十八岁，潘兰珍二十九岁。

潘兰珍是江苏南通人，家里穷得叮当响。四岁那年老家遭了水灾，一家人逃荒到了上海。十三岁进纱厂当童工，一天干十几个钟头，两只手被热水烫得到处是疤。十七岁那年，被工头强迫，生了个孩子，没几个月就夭折了。

她的一辈子，在遇到陈独秀之前，就是这么过来的。

一九二九年，她在上海的一个亭子间里租了一间房。隔壁住着一个老头，自称姓李，五十来岁，穿得很破，整天趴在桌上写东西。老头不怎么出门，吃饭也很简单，有时候一碗泡饭就对付过去了。

潘兰珍看他可怜，有时候做了饭就给他端一碗过去。老头接过碗，说声谢谢，吃完以后把碗洗干净还回来。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熟了。老头教她认字，给她讲历史故事，背唐诗给她听。她听不懂的地方就问，他就不厌其烦地解释。

就这样，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潘兰珍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他姓李，是个写文章的。她也不问。上海滩上隐姓埋名的人多了去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

直到有一天，她送女儿回南通老家，回来以后发现老头不见了。邻居说他被警察抓走了。她跑到警察局去打听，警察说抓的是陈独秀，共产党的大头目。她从报纸上看到照片，才确认那个跟她住隔壁的穷老头，就是陈独秀。

她没有跑，也没有撇清关系。她收拾了行李，去了南京，在老虎桥监狱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给人洗衣服、缝补衣物、做零工，每天去监狱给陈独秀送饭。送了整整五年。

出狱以后，两个人正式结了婚。

潘兰珍比陈独秀小二十九岁。嫁给他的时候，她才二十出头，他已经是个老头了。她不在乎。她从小苦惯了，不怕过苦日子。跟着陈独秀，日子再苦，也比在纱厂当童工的时候强。

从南京出来以后，他们先是去了武汉，后来又到了重庆。重庆是大后方，日本人打不过来，但物价贵得吓人。加上国民党的特务盯得紧，走到哪儿都有人跟着，陈独秀烦得不行。

一九三八年八月，他们从重庆坐船，沿长江往上走了四五个钟头，到了江津。

江津是重庆下游的一个小县城，长江从城边流过，四周全是山。抗战以后，大批难民涌进来，小小的江津县城挤得满满当当的，光是安徽人就来了四五万。当地人管江津叫“小安徽”。

陈独秀选择江津，有三个原因。一是重庆太热，他的高血压受不了。二是特务盯得太紧，他想躲个清静。三是他的同乡邓仲纯在这里开了一家医院，有个照应。

到了江津以后，先住在邓仲纯的延年医院里。住了一阵子，因为跟邓家的人闹了些矛盾，又搬了几次家。最后，一九三九年五月，搬到了鹤山坪的石墙院。

石墙院是一座老宅子，前清一个进士留下来的。院子不小，但年久失修，很多房子都空着，杂草长得比人还高。陈独秀住的是偏房，两间屋子，不算大，但够用了。

两间屋子，一间当卧室，一间当书房。卧室里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家具了。书房里堆着几箱子书，都是从重庆带过来的，什么书都有，历史、哲学、文字学，还有几本佛经。

院子里有一棵大黄葛树，树冠遮了半个院子。夏天的时候坐在树下，凉快得很。陈独秀喜欢搬把椅子坐在树底下看书，一看就是大半天。潘兰珍在旁边种了几畦菜，青菜、萝卜、四季豆，能省一点是一点。

这就是陈独秀晚年住的地方。

一个山沟沟里的破院子，两间漏雨的旧房子，五条凳子，两张床，几箱书。跟当年的北大红楼相比，跟上海那间住了多年的亭子间相比，这个院子大是大了些，但破也是真的破。

搬到石墙院以后，陈独秀靠两样东西维持生计。

一是写文章。他在一家报纸挂了个主笔的名头，每月有一百六十块钱的稿费。另外，北大的同学会每个月给他寄三百块钱。这两笔钱加起来，在战前是够用的，但在抗战时期的江津，就紧巴巴的了。

二是卖字。陈独秀的字写得好，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行草有一种特别的力道，不像文人的字那么秀气，也不像武将的字那么粗犷，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风格，刚劲里头带着一点洒脱。求字的人陆陆续续地找上门来，有慕名而来的当地人，也有从重庆专程赶来的老朋友。

但陈独秀给人写字是有条件的。普通老百姓来求，他写。学生来求，他写。老朋友来求，他也写。官员来，不写。有钱有势的人来，不写。国民党的要员来，不但不写，连门都不一定让进。

戴笠来过。胡宗南也来过。两个人都是坐着小车来的，车停在石墙院外面的土路上，司机按喇叭，惊得村里的狗汪汪叫。陈独秀见了他们，客客气气地让进屋里，倒了茶，聊了几句。他们走的时候，陈独秀送到门口，没请他们再来。

国民党曾经通过银行给他汇过几次钱，数目都不小。他把钱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蒋介石那边派人送来过一张支票，他也退了。来人劝他收下，说这是蒋委员长的一点心意。他把支票往桌上一搁，说心意领了，钱不用。

延安那边也在托人带话。周恩来在重庆的时候，多次托人传话，希望他去延安，或者至少公开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愿意回到党内。陈独秀没去。他托人带回的话是：在党内认识的人都不在了，思想上已经“落后”了，不回去了。

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的，但谁听了都知道，他不是觉得自己“落后”，他是不想回去。他有自己的路要走。

他把能拒绝的东西几乎全拒绝了。钱不要，官不做，两边都不靠，一个人待在江津的山沟里，身边只有一个年轻的妻子、五只旧碗和一堆没写完的书稿。

物价在这时候疯了一样地涨。

一九四一年底，陈独秀在写给友人杨鹏升的信里提到了米价。他说，一斗米原来卖三块钱，现在卖七十块。一斗米是多少？大约十二三斤。七十块钱，够一个普通家庭吃好几天的了。

他每个月三百块的生活费，在这个时候只能买到原来三四块钱的东西。

家里开始典当过日子了。能当的东西不多，几件稍微像样的衣服，几本暂时不用的书，潘兰珍陪嫁的一对银镯子，都拿去当了。当回来的钱换成米，一袋米扛回来，吃不了多久就见底了。

潘兰珍把她自己的首饰一件一件地拿出来，交给当铺的伙计。那些首饰不值什么钱，有的是银的，有的是镀金的，有一对耳环上的珠子是塑料的。当铺伙计拿在手里掂了掂，说这个不值钱。潘兰珍说，不值钱也当，能给多少是多少。

换回来的钱，买米，买菜，给陈独秀抓药。

陈独秀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高血压是老毛病了，这几年又添了肠胃病，吃什么都消化不了。有时候一碗粥喝下去，肚子胀得像鼓一样，整宿睡不着觉。潘兰珍就坐在床边给他揉肚子，揉到他睡着了，她才能合一会儿眼。

江津的冬天阴冷潮湿，石墙院的房子又旧又破，风从墙缝里灌进来，冷得刺骨。潘兰珍用旧布把墙缝塞住，在屋里生了个炭盆。炭不便宜，一盆炭烧不了多久就灭了。她就把炭敲成小块，省着用。

陈独秀穿着那件灰布长衫坐在火盆边，就着昏黄的光线，继续写他的书稿。

这本书叫《小学识字教本》。

所谓“小学”，不是今天的小学校，而是中国传统学术里头的文字训诂之学。这是一门研究汉字起源和演变的学问，往上可以追溯到汉代的许慎，往下延续了两千多年。陈独秀做的是，把每一个汉字的原始形态、字根孳乳的关系理清楚，让学汉字的人真正理解这个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这么写，而不是死记硬背。

他觉得中国人学汉字的方法从根本上就错了。孩子们把汉字当成符咒一样死背，压坏了脑子，也没学明白。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死结解开。

这个想法，不是到了江津才有的。他在南京坐牢的时候就开始酝酿了。监狱里没什么书可以参考，他靠的全是自己的记忆。出狱以后，他一面辗转流离，一面搜集资料，断断续续地写了好几年。搬进石墙院以后，日子虽然苦，但时间反而多了，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进了这本书里。

国立编译馆知道了这件事，找上门来，说要出版这本书，预支稿费五千块。五千块，在那个时候不是一笔小钱。够他们两口子在江津吃好一阵子的了。

但编译馆提了一个条件：书名要改。

对方说，“小学”这个词太生僻了，读者看不懂，不如改成《中国文字基本形义》。陈独秀不干。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固执——“小学”是一个学术概念，用了几千年了，不能因为有人不懂就改掉。书是写给需要的人看的，不是写给所有人的。

编译馆的人跟他来回谈了好几次，他就是不松口。最后对方说，书名不改就不出版了。陈独秀说，那就不出版。

他把那五千块预支款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一分没动。

五千块退回去了，但物价还在涨。潘兰珍的手上又多了一块当票，是她的最后一件首饰，一只银戒指。那只戒指是她母亲留给她的，她戴了十几年了。当铺伙计把戒指放在戥子上称了称，给了她几块钱。她把钱揣进怀里，去米店买了半袋米。

扛着半袋米走回石墙院的时候，天下起了雨。山路又滑又泥泞，她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她就赤着脚继续走。回到家里，陈独秀看见她满腿的泥巴，问怎么了。她把米袋子往厨房一放，笑了笑，说没事，路滑。

她没说戒指的事。陈独秀也没问。但他看到了她空荡荡的手指头。

那天晚上，陈独秀坐在书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写。写到半夜，潘兰珍起来给他添了壶热水，看见他还趴在桌上，就催他睡觉。他说再写一会儿，这一章就快完了。

潘兰珍没再催，搬了把椅子坐在旁边，就着煤油灯的光，补他的那件灰布长衫。长衫的腋下又裂了一道口子，她用针线密密地缝上。针脚走得不太好看，但结实。

这样过了大半年，到了一九四一年底，出了件事。

陈独秀这两年除了写书稿，还陆陆续续接了一些别的稿约。编译馆另外约了一份稿，加上各方托付的版税，这些款项积少成多，竟然攒下了将近两万块钱。

两万块，在那个时候的江津，是一笔巨款。

这笔钱放在那里，陈独秀没有动。不但没有动，他还专门交代潘兰珍，这笔钱不能动。潘兰珍有一次实在扛不住了，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她试探着问他，能不能从那两万里头拿一点出来，就一点。陈独秀说不行。他说，这笔钱是稿费，不是救济款，稿费对应的书没写完，钱就不能动。用了，就等于提前卖了自己的笔。潘兰珍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又出去找活干了。

从外人看来，这个决定不可理喻。穷到吃不上饭了，两万块搁在那里不用，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但陈独秀的逻辑不是这样。他那两万块钱，守的不是钱本身，守的是他用最后一点力气写的那本书，守的是他这辈子最后想做的一件干净的事情。

这两万块的事，他后来写信告诉了杨鹏升。杨鹏升是他的老朋友，也是他在江津期间最稳定的接济人。现存陈独秀给杨鹏升的信有四十多封，从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一年，杨鹏升陆陆续续给他汇了将近五千块钱。每次汇款，用的理由都是“求字”或者“约稿”。陈独秀心里清楚这是接济，每次回信都说“不安”，说“愧疚”，但他最终还是收了。收了以后，他就给杨鹏升写字，写碑铭，写文稿——用劳动去交换，不做纯粹的受施者。

这个人的骨气，不是表演给人看的。是渗透在日常每一件小事里头的。哪怕落魄到这个地步，还是放不下那点读书人的执拗。

但人终究是肉身凡胎。

一九四二年初，《小学识字教本》的下编还在写，另一件倒霉事先发生了。那口装着书稿的藤条箱，被人偷了。

小偷是在夜里摸进石墙院的。院墙不高，翻进来不难。陈独秀和潘兰珍睡在里屋，睡得沉，什么都没听见。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堂屋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两口箱子不见了。那两口箱子里装的不是钱，不是值钱的东西，全是书稿。其中一口装的就是《小学识字教本》的稿件，还有几份没来得及出版的文稿。

小偷把箱子扛到野地里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写满字的纸，觉得晦气，一把火全给烧了。

陈独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坐了好一会儿没说话。手按在桌子上，指节发白。

这套稿子，他从南京监狱里就开始构思。在武汉写，在重庆写，在江津写，前后磨了五六年。现在一把火，全没了。

但他没有发火，也没有骂人。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让潘兰珍去街上重新买一刀纸。

纸买回来了。他把纸铺在桌上，磨了墨，提起笔，从头开始写。

一个字，一个字，凭记忆往回写。六十三岁的人，高血压缠身，肠胃病折磨着，但就是不肯停。

写到五月十二号那天，他的身体终于扛不住了。那杯泡了变质蚕豆花的水，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五月十二号到五月二十七号，他在床上躺了整整半个月。江津城里的几个医生都请来了，灌肠、吃药，什么都试了，病情还是没有好转。到了二十三号，他自己知道不行了，开始交代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