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建国难度排名朱元璋为第二，排名第一被大多数人认可|建国|张士诚|明朝|朱元璋|洪武|陈友谅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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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凤阳府的乱石岗上，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跪在地上，身边躺着他刚刚咽气的父亲、母亲和长兄。家里连一文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了一辈子，到头来连一寸可以用来安葬家人的土地都没有。少年哭干了眼泪，只能去求邻居施舍一块巴掌大的荒地，把亲人草草埋了。这个少年就是朱元璋，这时候的他，手里除了一只缺了口的乞讨木碗，什么都没有。

都说朱元璋“开局一个碗，天下全靠打”，这是中国古代建国难度的头一名。可要是把历史的刻度拉长了看，你会发现，真正面临极限生存考验的，未必是这个在乱世里讨饭讨成皇帝的乞丐。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份建国难度榜上，真正排第一的那一位，到底难在哪～

“孤无所依”的皇觉寺

朱元璋在安葬完家人之后，走投无路。为了能有一口饭吃，他跑去皇觉寺当了和尚。可那个年头，连佛祖的泥胎都要挨饿。没过多久，寺庙里也没有多余的粮食了，住持只能给和尚们发个木碗，打发他们出门四处游荡讨饭。

在后来的三年里，朱元璋就像一条野狗一样，在淮西的大地上流浪。他一路上看到的是干旱、蝗灾，还有数不清的饿死在路边的老百姓，人们互相枕着脑袋，在泥潭里挣扎。朱元璋后来当了皇帝，在自己亲手写的皇陵碑上，还原原本本地记下了这段日子。他说自己当时孤苦伶仃，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每天想的最多的，就是今天能不能活下去。

朱元璋的起兵，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什么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只是在那个完全没有秩序的乱世里，为了不被饿死，不得不跟着别人一起拼命。

如果去对比其他开国皇帝，就会发现朱元璋的起点确实低得可怕。汉高祖刘邦虽然也是平民出身，但他好歹是个泗水亭长，大小也是个秦朝的基层小吏，手底下有一帮称兄道弟的哥们，人脉和见识都在。可朱元璋是真的什么依靠都没有。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的“明祖得天下之易”条目里，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说“盖明祖一人，不阶尺土一民，而得天下”。意思很明白，朱元璋起兵之初，连一寸土地、一个百姓的凭借都没有。这才是真正的赤贫起家，无依无靠。

但这种难，终究是一个人的难。到了近代那段屈辱的历史里，中国面对的是另一种更深、更广的绝境。那不是一个人的乞讨，而是四万万同胞都沦为了被列强侮辱的对象。当那个现代政权宣告成立的时候，它接手的是一个被列强撕扯了上百年、工业化几乎为零、四分五裂的烂摊子。要在这文明行将就木的废墟上，硬生生把整个民族从生死边缘拉回来，这种重塑文明的难度，早就超出了古代单纯“夺取政权”的范畴。

“艨艟巨舰”的陈友谅

朱元璋离开寺庙加入起义军后，他面对的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残酷世界。

在他的西边，陈友谅占据着长江中游，手里握着当时最先进、最巨大的艨艟战舰，这些战舰高大得像一座座水上城堡，士兵们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朱元璋的小木船。在东边，张士诚占领着最富庶的江南，手里有花不完的银子和盐税，装备精良，以逸待劳。这些对手，任何一个在实力上都对刚起步的朱元璋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在这种强敌环伺的处境里，朱元璋展现了极其可怕的战略耐心。他听从了谋士的建议，不急着称王，而是悄悄积蓄力量，屯田积粮。这就是著名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鄱阳湖的那场决战中，朱元璋用小船火攻，硬生生把陈友谅的无敌舰队烧成了一片火海，这才奠定了胜局。

可是，这些仗虽然打得天昏地暗，它的核心规则依然是传统农耕文明内部的争斗。不管是陈友谅还是张士诚，各方争的都是同一样东西：谁能代表老天爷来管这个天下。正如明清之交的学者指出的，元末那个社会秩序完全崩溃的时候，原本的社会阶层被打破了，有本事的人都可以站出来争夺这个天下。这拼的是战略眼光，是政治手腕，只要能在战火中争取到人心，攒起一套能运转的班底，就有机会在传统的地缘博弈中胜出。

卫所制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登基之后，他面对的并不是一个金碧辉煌的盛世，而是一个被打得稀烂的中国。

按照清代学者顾炎武的研究，元朝末年连年的战火，导致北方的户口数量大减，农田大片荒废，老百姓生活非常困苦。朱元璋面对着财政枯竭、百废待兴的局面，展现了惊人的制度创造力。他最得意的杰作，就是“卫所制”。

简单来说，朱元璋在全国各个要害地方设立卫所，让士兵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地分田种地，大部分人去种地，小部分人去操练。等到要打仗，士兵们再拿起武器，由朝廷指派的将领带着出征。朱元璋曾经很得意地跟身边人炫耀，说他养了一百万军队，却没花老百姓的一粒粮食。

这种制度在当时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让明朝在财政几乎破产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一支庞大的国防力量。同时，为了快速恢复北方的元气，朱元璋的手段非常狠辣。他把江南大批有钱人的家产全部没收，强行把这些人和大量老百姓迁往空旷的北方，用极其严厉的法律去管束天下的户口。

然而，仔细一剖析就会发现，卫所制本质上依然是传统小农经济的自我循环。它不需要先进的技术，也不需要复杂的社会分工，只要有土地、有牛、有种子，老百姓就能在皮鞭和严法的管束下慢慢生息繁衍。这种制度确实精妙，可它也把社会锁死在了原有的低水平循环里，产生不了质的飞跃。

当新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叶站起来的时候，面对的却是一道古代帝王从未见过的考题。那不是传统的农耕闭环，而是一个外有强敌围堵、内有百废待兴的全新战场。既要在一张“一穷二白”的白纸上，凭空建起一整套现代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还要在鸭绿江畔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军事同盟正面硬碰硬。

在严密的技术和经济封锁下，没有外部资金，没有先进技术，建设者们只能靠对农业的精细动员，硬生生从泥土里抠出每一分钱，去建炼钢炉、去造飞机坦克、去研制属于大国的重器。这不只是休养生息，而是在死神敲门之前，同时间抢工业的进度。

亿万站起来的耕耘者

朱元璋在晚年，对权力的把控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他总觉得手下人不靠谱，尤其是那些跟着他打江山的功臣和朝廷里的文官。

到了洪武十三年，他终于找到了机会。借着胡惟庸的案子，朱元璋做出了一个震惊历史的决定：彻底废除中书省，废掉延续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从此以后，朝廷里的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天下的权力全部收归皇帝一人。

后来他发现自己每天要批几百件奏折、处理几千件国家大事，累得精疲力竭。为了找人分担一些杂务，他设了几位殿阁大学士。但根据《明史》的记载，这些殿阁大学士当时不过是正五品的官员，仅仅是在皇帝身边“备顾问而已”，根本没有决策权，更不能参与国家机密。真正让大学士们搬进内阁、握上“票拟”实权的内阁制度，要等到他儿子明成祖朱棣登基以后，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人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参与机务这才从头开始。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权力始终死死攥在他自己手里。

朱元璋用这种极端的手段，把皇权和对军队的控制推到了古代历史的顶点。他觉得只要把权力抓在自己子孙手里，再用最严厉的法律去惩治贪官污吏，大明的江山就能万代稳固。可这种统治的核心逻辑是防范和重典，把老百姓和官员都当成需要时刻盯防、管束的对象，整个国家在高度集权之下，绷成了一架冷冰冰的机器。

历史的规律却证明，这种仅仅靠皇帝个人精力撑着的防范式旧体制，并不能真正让一个文明走进现代。现代的建国者们，在面对内外交困的绝境时，选择了一条和朱元璋完全相反的路。为了对付那些拿着先进武器的列强，为了彻底改变这个国家落后的面貌，他们不是去强化个人的无限皇权，而是通过一场彻底的土地改革，把几千年来一直被压在最底下、当牛马使唤的底层农民，彻底解放了出来。

当那些手里分到了土地、脸上写满阳光的耕耘者，头一回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时，一种任何武器都战胜不了的力量，就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爆发了。这种文明级别的重塑，才是最难、也最伟大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