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抒言
钟睒睒又把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摆到了桌面上。
8月8日，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再次做客央视财经《对话》。从广西横州的茉莉花产业谈到实体经济，他最终把话题指向电商平台：电商到底只是提供技术和撮合服务的平台，还是已经成为一个拥有流量分配、规则制定甚至价格影响力的新型“中间商”？
他给出的答案很直接：“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力。”相关报道显示，钟睒睒认为，如果一个商业平台能够持续影响每笔交易的价格、流量与收益分配，那么它已经很难再被理解为一个纯粹的中性交易场所。
想必这些话会得罪不少人，但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钟睒睒说得有多狠，而是今天的平台经济已经大到无法回避的程度。
一、半年10万亿元，平台早已不再是“一个销售渠道”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达到100715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64296亿元，同比增长4.8%。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24.87万亿元。也就是说，线上交易早已不再只是实体商业旁边的一条补充渠道。
对于大量中小商家而言，平台在哪里给你流量、商品排在什么位置、能否参加活动、推广成本是多少，已经能够直接影响一天能卖多少货，这也是钟睒睒此次讨论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曾经，互联网最大的口号之一是：“减少中间环节”。以前一件商品从工厂到消费者，中间可能经过总代、省代、批发商、商场层层加价；平台出现以后，生产者可以直接面对几亿消费者，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大幅下降。
这是平台真正创造出来的巨大效率，必须承认。但二十多年过去，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传统中间商可能被减少了，但“中间的权力”并没有消失，而是集中到了少数超级平台。
二、平台和传统中间商最大的区别，是它能制定规则
传统批发商主要赚的是进销差价。它通常需要买货、压库存、占资金，也承担卖不出去的风险，如新发地批发市场等。大型互联网平台则完全不同，它同时可能扮演商场、广告公司、支付入口、信用评价机构、流量分发机构和规则制定者。
这使它拥有了一种传统中间商很少具备的能力：不仅参与交易，还能定义交易怎样发生。
2026年2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对此描述得非常直接：互联网平台具有明显网络效应，平台经营者通常具有一定的管理者属性，并可通过数据、算法、技术、资本和平台规则强化市场力量、影响竞争生态。《指引》因此明确提出“规则公平、算法向善、竞争合规”。它意味着平台已经不能只被理解为“提供服务器和页面的科技公司”。
当平台能够制定准入规则、排序规则、活动规则、处罚规则，并掌握消费者注意力的分配，它实际上已经承担了一部分“市场组织者”的角色。
而权力一旦增加，一个问题就必须随之出现：责任是不是也应该增加？
三、低价当然没错，但关键要看低价从哪里来
钟睒睒长期批评价格战，这也是他的观点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
消费者当然喜欢便宜。而且很多低价恰恰就是商业进步的结果：自动化仓储降低人工成本，数字化供应链减少库存，物流网络提高效率，算法提升供需匹配。
如果一件商品过去卖100元，技术进步后80元还能让工厂、商家、平台都赚钱，这种低价越多越好。
问题在于，还有另外一种低价。平台为了争夺消费者，把“全网最低价”变成最重要的流量规则，然后将越来越多促销压力传导给商家。商品价格下降了，但商家还可能承担广告推广、佣金、配送、售后等各种成本。
消费者看到的是便宜了10元。但这10元到底来自效率提升，还是从供应商、商家甚至产品品质里挤出来的，页面上通常看不出来。
这才是“价格内卷”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真正健康的低价，是把成本做低；危险的低价，是把利润压没。前一种能推动产业升级，后一种如果持续太久，企业最终只能少研发、少服务、压供应商，甚至退出市场。
四、为什么实体企业对“最低价”越来越敏感？
站在钟睒睒的位置，这种焦虑其实很容易理解。一瓶饮料背后需要工厂、水源、茶园、包装、仓储、物流、品牌和终端渠道。一条产业链可能需要十几年才能建立，而大量投资都发生在商品卖出去之前。
实体制造最大的特点，就是钱必须先压进去。
央视《对话》走进的广西横州茉莉花基地，本身就是农夫山泉投资约3亿元建设的产业项目。钟睒睒谈“向上卷”，本质上是在主张企业应该通过品质、技术和供应链创造附加值，而不是所有人最终只剩下一种竞争方式——降价。
这并不意味着高价就等于好产品。落后的企业也不能把“长期主义”变成拒绝提高效率的借口。
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正常市场应该同时容得下两种企业：有人靠效率做到极致性价比，也有人靠更好的材料、设计和服务获得更高溢价。
如果所有商品最后只剩“谁最低价谁有流量”，市场最终损失的可能不是高价，而是差异化。
五、平台最大的风险，不是收费，而是收费和规则越来越复杂
商场收租金，批发商赚差价，这些成本至少相对容易计算。
平台时代复杂得多。
推广费、佣金、配送、补贴、流量投放、活动规则叠加以后，一个经营者可能拥有很高的流水，却越来越难提前准确判断每一笔订单到底赚多少钱。所以，钟睒睒对“中间商”的质疑，真正击中的可能不是佣金多少，而是经营规则的可预测性。
监管已经在向这个方向推进。
2025年实施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要求平台依法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收入等涉税信息，政策目的之一就是营造公平统一的税收环境、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2026年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则进一步把动态定价、佣金比例、流量分配、商品排序等列入需要重点识别的竞争风险领域。
这说明平台经济的监管已经从“平台能不能做大”，逐渐转向另一个阶段：平台做大之后，规则应该怎样运行。
六、真正需要限制的，不是平台效率，而是无边界的平台权力
“限制平台权力”如果被理解为反互联网、反低价、保护传统渠道，这个方向显然走偏了。中国消费者已经不可能回到没有电商的年代。
仅2026年上半年，线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就突破10万亿元；即时零售等新业态仍在快速增长。数字商业已经成为中国消费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
平台真正应该被约束的，也不是创新能力，而是当它同时拥有市场入口、算法、数据和规则制定能力之后，不能让这种权力无限向交易另一端传导。
平台可以收费，但规则最好更加透明稳定；可以推荐商品，但不能利用优势排除竞争；可以推动低价，但低价最好来自真正的生产率提高；可以处罚违规经营者，但重大处罚应该能够解释和申诉。
概括成一句话：权力越像基础设施，责任就越不能只像一家普通互联网公司。
七、钟睒睒真正提出的问题，比“电商是不是中间商”更大
钟睒睒当然有自己的企业立场。一个依赖实体工厂、线下渠道和长期品牌投入的企业家，对全网低价天然会比互联网企业更加敏感。他对平台经济的所有判断，也没有必要全部照单全收。
平台确实改变了中国商业，让消费者拥有更多选择，让无数小企业第一次能够直接面对全国市场，也把中国物流、支付和数字零售效率推到了一个过去无法想象的高度。
与此同时，当平台本身成为巨大市场之后，它也就不再只是一个“工具”。
互联网没有消灭中间商，它真正改变的是中间商的形态：过去中间环节分散在无数批发商、商场和渠道手里，现在其中相当一部分被代码、算法和流量重新集中。
因此，钟睒睒四上央视之后留下的真正问题，或许不是“电商是不是中间商”，而是：
当一家平台越来越像市场本身，我们希望它成为怎样的市场？
一个所有商品不断向最低价坍缩的市场，还是一个既奖励效率，也允许品质、创新和品牌得到回报的市场？
中国平台经济走到今天，真正的下半场可能不是继续证明“网上买东西有多便宜”，而是证明这种效率可以让消费者受益，同时让商家、制造业和平台自己都能够长期赚钱。
如果做到这一点，平台仍然可以很强。只是强大的平台，需要与它的权力相匹配的责任。
参考资料：
- 央视财经《对话》2026年8月8日钟睒睒访谈及相关公开报道。
- 国家统计局：《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新动能快速成长》。
-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2026年2月。
- 国务院：《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
声明：本文为商业与产业观察，不针对任何具体平台作事实指控。
#上头条 聊热点##头条#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