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晚年回忆长征的时候，多次提到苟坝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1935年3月10日深夜，毛泽东手提马灯，走乡间小路来到周恩来住处，这次谈话，直接阻止了一份风险极大的作战命令下发，避免刚经历湘江血战剩下的三万多中央红军，陷入被合围的绝境。很多人只知道四渡赤水的传奇，却很少去了解苟坝会议这个生死关口。
1935年3月，中央红军二渡赤水之后重新占领遵义，部队连续作战，官兵疲惫不堪，人员弹药都得不到补充。湘江战役打完之后，出发时八万多的中央红军，此时只剩下三万余人，每一个战士都十分宝贵。当时红军进驻苟坝，接到林彪、聂荣臻发来的电报，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打鼓新场也就是今天的金沙县城，驻守的是黔军部队，不少将领觉得黔军战斗力不算强，打下这里可以获得物资补给，缓解部队的困难，于是张闻天召集会议，二十多个参会的军政干部，绝大多数都支持发起进攻，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持反对意见。
毛泽东当时分析，打鼓新场看着好打，周边环境却十分凶险。滇军、中央军的增援部队距离很近，一天之内就可以赶到战场。红军长途行军，已经是疲惫之师，如果久攻不下，各路敌军合围过来，三万红军就会被困在这一片狭小区域，后果不堪设想。但会上投票表决，他的意见被否决，按照当时的安排，3月11日清晨就要正式下达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散会之后，毛泽东心里始终放不下这件事，他清楚一旦命令发出，全军就要直面巨大风险，不能就这样听之任之。
已经是深夜，天上没有下雨，高原山区夜里气温很低，风很大。毛泽东没有休息，手提马灯，独自一人走上两三公里的乡间小路，来到周恩来的驻地。周恩来当时是军事上下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作战命令要由他来签发。毛泽东找到周恩来，反复跟他摆清战场现实，劝他把这份进攻命令暂时压下来，不要立刻发出，再多斟酌一番。二人随后又找到朱德，取得朱德的认同。周恩来听完他的分析，认同了这套判断，决定暂缓签发命令，准备第二天重新开会讨论。紧接着军委二局破译敌军电报，情报证实各路敌人确实正在向打鼓新场快速靠拢，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
第二天重新开会，大家结合新截获的情报，重新权衡利弊，终于统一思想，撤销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三万红军躲过一场毁灭性的危机。很多年后，周恩来回忆这一晚，留下一段口述记录：“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这件事之后，中央意识到，二十多人集体开会表决军事行动，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很容易出现判断失误。3月12日，苟坝会议进一步作出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这也为之后四渡赤水的灵活机动作战打下组织基础。
也要客观看待，不攻打打鼓新场，不等于当时红军处境立刻好转。三万红军依旧处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当中，四面都是敌人，粮食弹药紧缺，之后的四渡赤水，依旧是在夹缝当中来回周旋，每一天都充满危险。只是如果当初贸然发起打鼓新场之战，很可能长征到这里就要遭遇毁灭性挫折。
那个年代的决策，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是大家在信息不全、生死一线的环境里面不断争论、不断修正。一盏马灯，一条山间小路，背后是三万红军的生死命运。很多人熟悉四渡赤水的辉煌，却容易忽略苟坝这个夜晚，正是这一次及时纠正，才让后续一系列机动战术有施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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