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红四方面军，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许世友、王近山这些能打的猛将，这群战将作风彪悍，偶尔管教下属动动手，大多也是对事不对人，过后该提拔提拔，没啥隔夜仇。但有这么一位，当年坐到了红九军军长的位置，却把上下都得罪遍，连后来的开国将军们回忆起他都一肚子火。更离奇的是，这位正儿八经的红军正军级将领，最后居然悄无声息消失了，去哪了没人说得清。
这人叫何畏，老家广西龙州，年轻的时候跟着父亲在马来西亚讨生活，早早就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搞革命活动。后来动静闹太大被当地当局驱逐出境，他才回到国内继续干革命。你别看他后来脾气差行事横，其实他是正儿八经的高级知识分子，回国读过厦门大学，后来又考进黄埔军校第五期，文化底子军事素养都不缺。
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参加过广州起义、百色起义，之后跟着红七军主力到了中央苏区。红七军并入红三军团不久，上级拨出80支枪组建西河红色独立营支援地方武装，何畏当上了独立营营长，这步任命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后来地方武装难以维持，他到上海找临时中央，1932年10月被派往红四方面军。
那时候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是中央空降来的，像何畏这种同样从上面派来的人，很快就得到了重用。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扩编，一共也就编成四个军，何畏才到不到一年就当上了红九军军长，能和王宏坤、余天云、王树声这些老将并列，可见当时他的地位有多高。
位置坐得高，可何畏跟人相处真的太差劲。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多是鄂豫皖本地人，何畏说广西话，两边语言差异很大。他自己是外来的少数派，反倒总怀疑别人抱团排挤他，只要别人听不懂他说的话，上来就骂抬手就打，许世友、王新亭这些人都挨过他的骂。
日子最不好过的当属周希汉，当时周希汉是红九军作战科长，因为军参谋长是二十七师师长挂职，基本不去军部，实际上参谋长的活儿都是周希汉干，挨骂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周希汉为了少受点罪，特意琢磨何畏发言的规律，没多久就能听懂他的话了，本以为处境能好转，谁知道还是躲不过横祸。
有一回敌人发动突袭，战线被不断压缩，军部只能转移。何畏不分青红皂白对着周希汉就骂，问敌人从哪来，怎么组织的部队，这个锅你要不要背。周希汉刚给各部队下达完转移命令，没功夫跟他争吵，起身就要走。结果何畏直接掏出手枪，对着周希汉身边连开五枪，虽然没打中，那阵势换谁都吓个半死。
部队安全转移之后，何畏还逼着周希汉认错，最后周希汉又挨了一顿军棍。这件事给周希汉留下的印象太深，晚年回忆起来还耿耿于怀。
不光对下级蛮横，何畏跟同级相处也一团糟，出了事就爱甩锅。有一回红四军和红九军配合作战，没能完成任务，何畏直接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王宏坤的红四军。陈昌浩偏听偏信，打电话把王宏坤骂了一顿，王宏坤脾气也爆，对着电话直接吼了回去。
王宏坤说，你让何畏自己派人来看，他是什么做派，他不仅打我们红四军的团委书记，还搞本位主义，我们红四军在前面拼死防御，他作为预备队在后面等着，等我们差不多打光了才出来出击捡便宜。当时何畏就站在陈昌浩旁边，这番话听得一清二楚。
他不敢跟王宏坤硬碰硬，转头就拿红四军的干部撒气，故意找茬拿马鞭抽打十师师长徐顺礼。徐顺礼委屈得不行，找到王宏坤哭诉，两边的关系也就更僵了。
就算是老上下级，何畏也处不好关系，余天云当初是何畏当十二师师长时的团长，后来两人在红军大学搭班子，余天云当校长，何畏当政委，俩人几乎天天吵架。余天云本身脾气也大，性格跟何畏差不多怪戾，吵到最后闹到了张国焘那里。
张国焘向来护着自己的亲信，狠狠批评了余天云，偏帮了何畏。余天云经受不住多重打击，最后跳河自尽了。
其实红四方面军那时候整体作风偏粗放，不少战将都有动手管下属的习惯，但大多是对事不对人，不会揪着不放。比如倪志亮也打过不少人，后来还救过部下滕海清两次，建国后滕海清见到倪志亮还是恭恭敬敬叫老首长。何畏跟这些人不一样，他又蛮横又爱甩锅，实打实把上下都得罪光，很多开国将军的回忆录里提起他都满是不满。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张国焘的问题被揭发出来，何畏作为张国焘的亲信，加上之前得罪的人多，挨批是免不了的。何畏心里担不住，1937年偷偷离开了延安，从此就没了准确音讯。
直到现在，何畏的结局都没有定论。有人说他叛逃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张国焘叛逃后他继续跟着干，解放后被抓捕处决。也有人说他叛逃到中统之后没混出样子，后来转而研究农业，还当过金陵大学农经系的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投江自杀。两种说法都没有得到和何畏相熟之人的肯定，至今也没有准确结论，一个当过红军军长的大人物，就这么稀里糊涂消失在了历史长河里。
参考资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红四方面军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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