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天的北京，冷得让人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那风刮在脸上，跟刀子拉肉似的。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头，松柏倒是绿着，但那颜色绿得发沉，压得人胸口喘不上气。
来的人很多，都穿着深色的衣服，脸上没什么表情，或者说是竭力绷着不让自己有什么表情。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是鲜花？是香烛？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上来。只看见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却安静得吓人，偶尔有一两声压抑不住的抽泣，也像是被这寒冬给冻住了，硬邦邦地砸在地上，摔个粉碎。
谁也没想到毛主席会来。
事先没透半点风。追悼会的规格本来定的是由军委出面，总政主任李德生主持，政治局委员都不一定全去，人数控制在五百人以内。毕竟，按照当时的情况，陈老总的身份有些微妙，有些事儿还挂在半空中，没说透，也没翻篇。
可就在追悼会开始前一个多钟头，毛主席穿着那件众人熟悉的睡衣，在书房里突然就做了决定。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这一下，全乱了套，也全活了。
周恩来同志接到电话，眼睛里头“唰”地一下就亮了。他多精明的人啊，立马就从中嗅出了非同寻常的味道，那是政治风向标的转动。他当机立断，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拨出去：通知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通知宋庆龄副主席！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过要求的，都能去！甚至，他还专门让外交部转告正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如果愿意，请他出席。
这一连串的“通知”，分量千钧。这哪里是通知，这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一场原本规格有限的追悼会，抬高到了几乎是最高的级别。周恩来的机敏，在这一刻展露无遗，他知道，主席的这个“突然”，绝不是心血来潮，那是态度，是定性，是给所有人看的一道光。
宋庆龄先生也来了。
她穿着一件厚厚的呢子大衣，围着围巾，脸上是那种见过大世面、经历过大风浪之后沉淀下来的肃穆。她站在人群中，看着匆匆赶来的政治局委员们，看着被临时邀请来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妇，看着那个本不该出现、却偏偏出现在这里的毛泽东。
毛主席穿着一件银灰色的旧大衣，里面是淡黄色的睡衣？不，到了会场，他让人给自己戴上了黑纱。他脸色不太好，有些浮肿，胡子也没怎么刮，看着很是憔悴，显然身体并不好。可他的眼神，在那一刻，却像是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映着这满堂的哀容，也映着背后搅动的风云。
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老周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沉稳，念着那些字斟句酌的词句。毛主席就站在前排，高大的身躯微微前倾，左臂上的黑纱格外刺眼。他静静地听着，偶尔目光扫过陈毅的遗像——那张照片上，陈老总还是笑得那么爽朗，那么没心没肺，仿佛这世间的所有愁苦都跟他没关系。
会场里呜咽声此起彼伏。毛主席向着骨灰盒，深深三鞠躬。然后，他握着陈毅夫人张茜的手，久久不放，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是个好人。”
这话听起来朴素，可在这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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