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评定军衔期间，谭友林的名字出现在少将名单上，几位熟悉他的老战友却先后提出了异议。刘震、萧克、甘泗淇、贺炳炎、李达都认为，这个结果与谭友林的革命经历并不相称。
军衔评定不是单看某一场战役，也不是简单按照当时职务排座次。干部的参加革命时间、土地革命时期的职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表现，都要放在一起衡量。偏偏谭友林的经历，容易被后来的职务变化遮住。
他出身湖北贫苦农家，年幼时给地主放牛。生活没有给他留下多少读书机会，却让他很早明白穷苦人为什么要改变命运。1930年，谭友林参加红军，进入红三军团，从警卫员做起。
那时的他年纪不大，文化基础也比较薄弱。组织没有让他一直在基层摸索，而是安排他到共青团和军政学校学习。谭友林很珍惜这个机会，训练、识字、政治学习一样不落，逐渐从一个少年战士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干部。
离开学校后，他被分到贺龙领导的部队。贺龙带兵有一个特点，既看重勇气，也看重实际本领。谭友林敢冲敢拼，遇到急难任务从不往后躲，很快引起了贺龙的注意。
有一次，谭友林被错误地指责为“改组派”。在当时复杂的环境里，这样的帽子一旦扣上，个人前途乃至生命安全都可能受到影响。贺龙了解情况后出面保护，帮助查清事实。对谭友林而言，这不仅是一次脱险，也是改变他一生的重要关口。
1934年前后，谭友林已经担任红五师政委，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这个职务本身，就足以说明他的能力和资历。贺炳炎当时也在贺龙部下，对这位年轻政工干部印象很深。
贺炳炎后来回忆起谭友林，最看重的并不是他性格强硬，而是他能把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结合起来。部队作战时，他能靠前组织；部队整顿时，他又能把官兵的情绪稳住。这样的干部，战场上并不多见。
长征途中，谭友林右手腕中弹，受当时医疗条件限制，子弹长期留在体内。伤势没有让他离开部队，但确实影响了后来的工作。长征结束后，他奉命到延安治疗和学习，手术之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
抗战全面爆发后，谭友林与彭雪枫在工作中相识。彭雪枫正在河南一带开展敌后抗日，急需有组织能力、又懂军事的干部。谭友林原本承担着其他任务，彭雪枫却多次挽留。
彭雪枫说：“这里缺的就是能带队伍的人。”谭友林没有把个人安排看得太重，接受调动后，随部队进入确山地区。那里局面复杂，地方武装成分不一，抗日力量基础薄弱，招兵、整顿、建立根据地，每一步都不轻松。
在彭雪枫和谭友林的共同努力下，原本只有两百人的队伍逐渐扩大，地方抗日力量得到发展。人数增长不是最难的，难的是让不同来源的人员形成纪律，真正接受党的领导。这段经历，体现了谭友林做群众工作和部队建设的能力。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谭友林奉命前往东北。旧伤复发后，他一度无法立即投入前线。中央没有让他硬撑，而是安排他参与剿匪。东北土匪中有伪军残部、地方武装和流散人员，熟悉地形，隐蔽性强，单靠军事追击很难解决。
谭友林采取了分化和封锁的办法，先摸清土匪的粮食、弹药和联络渠道，再切断补给，逼迫其从山林中暴露出来。谢文东部众被分散后，部队没有盲目追赶，而是组织多路搜索，逐股清剿。两年多时间里，谭友林一边养伤，一边完成了艰苦的剿匪任务。
伤势缓解后，他重新回到部队。1947年，谭友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9军副军长，军长正是刘震。两人长期共事，刘震清楚这位副手参加革命早、担任高级职务早，也知道他的战场经验并非临时积累。
因此，1955年看到谭友林被评为少将，刘震感到难以理解。他曾向罗荣桓反映：“谭友林的资历和贡献，授少将恐怕偏低。”萧克、甘泗淇、贺炳炎、李达也提出了相近意见。五位上将并非替私人争名次，而是认为评定应当把谭友林早期的经历计算进去。
有关方面重新核查材料后，发现问题确实存在。评衔时，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和战绩占有较大分量，而谭友林在东北长期养伤、剿匪，公开战场上的显赫战例相对少一些。他在红军时期的资历，便容易被后来的经历遮蔽。
罗荣桓得知情况后，曾向谭友林说明评定偏低的问题。谭友林却很平静，只说：“军衔高低不是我参加革命的原因。”对他而言，许多并肩作战的同志已经牺牲，自己能够活着迎来新中国，已经是难得的幸运。
抗美援朝时期，谭友林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参与了重要作战。1950年11月的云山战斗中，第39军与美军骑兵第1师交锋并取得胜利。军队协同、战场判断和指挥执行缺一不可，谭友林在其中承担了重要职责，只是他本人很少把功劳归到自己身上。
后来，有关方面考虑调整他的军衔，谭友林没有接受。1955年授衔时，他仍是少将。与此同时，他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军衔没有改变，但勋章记录下了他在不同革命时期的贡献。
那份名单之所以引起五位上将共同关注，恰恰因为谭友林不是靠一次战功成名的人。他从红军警卫员做起，做过政工干部，带过抗日队伍，参加过东北剿匪，也在朝鲜战场承担过指挥任务。少将二字，无法概括他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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