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北京，八届十二中全会会场。分组名单念到“华东组，李德生”时，毛泽东忽然问了一句：“哪个是李德生？”
这句话听来平常，却让在场的人注意起来。周恩来随即介绍，李德生当时既是第12军军长，又担任安徽地方党政职务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德生站起身，向毛泽东敬礼，军人的动作干脆利落。
毛泽东笑着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你是哪儿的人？”
李德生回答，自己是河南新县人。许世友也来自新县，便在旁边接过话头。毛泽东又问：“你多大了？”李德生答：“52岁。”
这次见面之前，毛泽东已经听说过他的名字。
1967年夏天，李德生正在苏北带部队执行任务，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接受周恩来安排的工作。周恩来亲自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门口等候，这种安排本身就说明事情紧急。
谈话地点在福建厅。安徽当时局面复杂，需要一支有战斗力、又能执行纪律的部队迅速进入。周恩来明确告诉李德生，派第12军赴安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
李德生没有多问，当天领受任务，第二天便启程。到安徽后，他把稳定秩序、恢复工作作为重点，处理问题尽量依靠组织，避免局势继续扩大。相关情况后来刊登在新华社《国内动态》上，也因此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
有意思的是，李德生这个名字，还与毛泽东在陕北转战时使用过的化名“李德胜”相近。一个是“胜”，一个是“生”，只差一字，当然不能据此附会太多，但在频繁接触干部姓名的毛泽东那里，这个名字确实容易留下印象。
安徽的工作成效，使“李德生”不再只是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毛泽东在会上又问安徽的工作是怎么做的，李德生答得很朴素：“就是大造舆论。”一句话说得直白，会场里笑了起来。可这背后，实际包含着宣传发动、统一认识和恢复秩序等一整套工作。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李德生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点名时，毛泽东还对周恩来说：“我想再看看李德生。”
周恩来示意他起立，让他摘下帽子。毛泽东端详片刻，再次询问年龄。此时的李德生已经53岁。连续询问年龄，并不只是随口聊天。当时党和军队都在考虑干部梯队建设，年龄、经历、岗位承担能力，都是重要因素。
九大之后，李德生被调到北京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同时保留安徽、南京军区以及第12军等方面的职务。工作叠在一起，他便提出，能否减少一些兼职。
毛泽东没有同意，明确表示安徽和南京军区的职务都不能减，还给他安排了一个“三三制”的工作方法：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调查研究。
这不是一句泛泛的勉励。李德生出身贫苦农家，少年时期没有完整接受教育，参加革命后长期在部队中成长。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攻”作战期间，他负伤养病，便抓紧时间阅读干部读物。文化基础不高，反而让他更清楚学习的重要性。
毛泽东后来单独同他谈话，问他读没读过《红楼梦》。李德生没有读过，毛泽东便劝他还要看《通鉴纪事本末》《天演论》等书。对一名军队干部来说，这些书不是消遣，而是从社会、人事、历史和地理中增加判断力。
1970年4月30日，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增加，责任更重，他仍往返于北京和安徽之间。到了1970年12月，毛泽东又决定让他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再次提出，是否可以不再分管总政治部。
毛泽东仍未批准，只要求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同时继续监管总政治部工作。随后谈话转到北京的历史地理，毛泽东提到“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还建议他阅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这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毛泽东看重的，不只是李德生能不能带兵，也在意他能否通过读书和调查，逐渐熟悉一个地区的历史、地理与社会情况。军队主官若不了解辖区，判断就容易停留在文件上。
1973年，讨论中央领导机构人选时，毛泽东提出干部安排要注意老、中、青结合，并认为“中”这一层可以从军队干部中考虑。周恩来随后提到李德生，说明他57岁，符合当时对干部梯队的考虑。
李德生得知后曾推辞，认为自己的资历和能力还不够。李先念在旁边提醒他，既然组织已经作出考虑，就不要再推辞。那一年，李德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承担的工作进一步加重。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毛泽东认为军队干部长期固定在一个地区不利于工作，李德生因此由北京军区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此前他在北京军区任职时间并不算长，但军队高级干部的交流，考虑的是全局布局，并非只看个人在一个岗位上干了多久。
李德生一生留下的显著特点，是职务变化很快，学习却没有停下来。晚年他常把字典放在身边，留给子女的“传家宝”也不是贵重物品，而是一本字典。对一个早年失学、后来靠自学不断补课的将领来说，这个细节比许多口号更具体。
1988年恢复军衔制度后，时任国防大学政委的李德生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前，他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军衔变化记录的是岗位与时代，真正贯穿其经历的，却是从战场到地方、从地方到中央，一直没有放下的学习和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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