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几年，身边办理退休手续的人肉眼可见地变多。
从1962年到1975年出生的人口，总数超过2.45亿人，现在他们正在以每年2000万人左右的规模离开工作岗位。
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件事对养老金收支、劳动力供给和消费市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代人在经济经历、收入分配和家庭资产积累上的特征，在整个人口历史上都极为特殊。
咱们先来算第一笔人口与财务账，中国在1962年到1975年之间出现了一次非常集中的人口出生高峰，这十几年间累计出生人口超过2.45亿人，其中1963年一年出生的婴儿就接近3000万人。
从2022年开始，这批人当中最早的一批年满60周岁，正式进入法定退休年龄。
这就意味着，从2022年到2035年这14年里，据媒体推算，这14年间平均每年将有约2000万人陆续达到退休年龄，这构成了有统计数据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劳动力集中退出。
劳动力大规模离岗，最直接的财务体现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结构发生变化。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以现收现付为主的制度，也就是现在在职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直接用于支付现在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在2010年的时候，全国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大约是3.1个人交钱供养1个退休老人。
随着60后群体集中办理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快速增加，而新进入职场的年轻劳动力数量因为出生人口变化而有所减少，目前这个抚养比已经下降到了大约2.59比1。在一些年轻劳动力流出较多、老工业基地集中的省份，这个比例甚至更低。
抚养比的下降直接导致社保基金支出端压力的增大。
为了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各级财政每年都需要安排专项补助资金，同时通过全国统筹调剂制度，把资金结余较多的省份的资金调动到支付压力较大的省份。
国家在2025年1月1日正式启动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核心目的也是为了在人口老龄化的客观现实下，逐步延长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增加社保缴费年限，缓解基金中长期的支出压力。
除了社保基金的收支平衡，劳动力总量的减少还直接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过去三十年，制造业、建筑业、传统农业和基础服务业之所以能够维持较低的生产成本，主要依靠的就是60后这批规模庞大、身体素质较好的劳动力群体。
现在这批人集中离开工作岗位，很多劳动密集型工厂面临招工成本上升的问题。很多建筑工地、机械加工车间和保洁绿化岗位上，原有的从业人员年龄逐渐超过法定用工标准，企业必须提高工资待遇或者增加设备投入才能维持日常运转。
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同时，劳动报酬在企业经营总成本中的占比开始提升。对于很多利润率较低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用工成本每上升10%，企业的净利润率就会被明显压缩。
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逆转，迫使整个工业生产体系必须重新核算生产成本，也让过去单纯依靠人员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为什么说中国再也不会有60后这样的一代人？答案藏在他们的财富积累过程和家庭资金转移方式当中。
从财富积累的外部环境来看，60后在青年时期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乡镇企业兴起以及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建设。
到30多岁至40岁的阶段，他们又赶上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这几十年里，60后中的绝大部分人完成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或者在城镇内部获得了最初的福利分房与早期的商品房。
由于他们购房的时间普遍在2000年至2010年之间，当时的房产价格相对处于较低区间，这让他们以相对较低的资金成本获得了城市不动产。
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消费与储蓄行为。
60后童年时期普遍经历过物资匮乏的阶段，这种经历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消费观念，使其形成了较高的储蓄倾向。即使在后来收入大幅增加的阶段，他们的个人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仍保持在较低水平。
相当大一部分收入被转化为银行存款和家庭固定资产。这种高储蓄率在宏观上为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在微观上则让60后家庭积累了较为可观的财富。
在家庭内部的资金流向方面，60后承担了双向的经济支持职责。
在向上赡养方面，60后一般有3到5个兄弟姐妹，大家可以共同分摊父母的医疗和养老开支，单个人承受的资金压力相对分散。
但是在向下抚养方面，60后响应独生子女政策，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少数家庭有两个孩子。
这就导致60后把两代人积累的资金和房产，高度集中地投向了他们的80后或90后子女。
在过去的房地产市场中，很多年轻人在大中城市购买第一套住房时，父母的资金支持是很多年轻人首付款的重要来源。
除了直接提供购房资金，60后在办理退休之后，往往立即转入无偿照顾第三代的生活状态，承担买菜、做饭、接送孩子等日常家务。
这种不计报酬的家庭内部劳务支持，极大地降低了80后和90后双职工家庭的生活和育儿成本，使得年轻一代能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职场工作当中。
这种独特的经济行为模式在未来的代际之间是无法重复的。
80后和90后本身大多是独生子女，未来他们需要独自承担父母两人的照护成本，无法依靠多个兄弟姐妹进行资金分摊。
同时，80后和90后购房时的价格基数较高，承担了较长周期的住房按揭贷款，每月的可支配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银行本息，储蓄率明显低于60后。
尽管2亿多人的退休给养老金和劳动力供给带来了现实的财务压力，但这同时也倒逼中国经济从粗放型增长转向效率型增长，并且催生出了全新的产业增长点。
首先是生产端的技术改造与设备投资。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人工成本的上升，直接推动了制造业对自动化生产线、工业机器人和数字化管理系统的采购需求。
过去一套自动化设备可能需要5年才能收回投资成本，企业更倾向于雇佣廉价劳动力。但现在随着人工工资的上涨，自动化设备的投资回报周期缩短到了2到3年以内。
企业在数控机床、自动化分拣系统和无人仓储方面的资本开支显著增加。
这种由要素成本变化倒逼出来的技术升级，使得每个工人平均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大幅提升，推动中国制造业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方向演进。
其次是消费端银发产业的快速发展。
与更早出生的老年人不同，城镇60后退休人员拥有稳定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收入，大部分人在退休前就已经结清了全部住房贷款，没有大额的负债压力。
根据相关行业统计，针对老年群体的健康监测设备、专业护理床位、老年旅游团以及适老食品产业，市场规模正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这部分消费需求不仅弥补部分传统耐用消费品需求的下降，还带动了医药研发、健康管理和现代家政服务等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产业发展。
最后是社会服务体系的规范化与市场化转型。
过去依靠家庭成员无偿提供养老和育儿服务的模式，随着家庭人口规模的缩小而逐渐难以维系。这推动了社会化养老服务机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专业托育机构的发展。
政府通过建设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发放护理补贴以及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运营，正在逐步建立起覆盖居家、社区和机构的现代养老服务体系。
个人养老金制度（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的建立和推广，也引导更多在职人员通过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专属养老理财和公募基金产品来积累长期的个人养老财富。
2亿多60后的退场，标志着过去依托极度节俭、大规模劳动力供给和单向家庭资金托举的发展阶段正式画上句号。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高度依赖科技创新、自动化生产、专业化社会服务和多层次资本积累的新型经济运行机制。
这代人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而他们留下的庞大固定资产、工业制造基础以及转型中的庞大消费市场，正在成为中国经济进入下一阶段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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