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7日，北京怀仁堂，毛泽东接见从湖南韶山赶来的亲属。人群中有一位妇女格外拘谨，她叫陈国生，丈夫宋毅刚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后来参加起义。按传闻所说，她是“闯入中南海”的人，其实并非如此，她是受邀进京的亲属。

毛泽东见到她后，没有马上谈大事，而是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故意板起脸说：“外甥女来看舅舅，怎么没带点东西？”

一句玩笑，反倒让陈国生放松下来。她从包里取出一封信。信纸上的字迹，来自一位毛泽东多年未曾谋面的亲人——毛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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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建是毛泽东的堂妹，1905年出生在韶山冲东茅塘。她的父亲毛尉生家境贫寒，母亲又患有严重眼疾，家中孩子多，日子十分艰难。毛顺生夫妇没有女儿，便将年幼的毛泽建过继到自己家中，毛泽东也因此成了她的“三哥”。

这样的称呼，并不只是家族关系。毛泽东早年外出求学、参加革命后，毛泽建一直留在乡里。1919年前后，毛顺生、文素勤相继去世，毛泽建失去依靠，又被送回亲生父母家，随后被卖到杨林乡一户人家做童养媳。

那段日子，她干活、挨骂，甚至遭到殴打。额头上的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1920年8月，毛泽东和杨开慧回到韶山，得知堂妹的遭遇后，将她从童养媳家庭中接了出来，带往长沙读书。

毛泽建十分珍惜读书机会。她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原本需要五六年才能学完的课程，同时参加秘密联络、印发传单、工人运动等工作。1923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使用“毛达湘”这一名字开展革命活动。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她组织女校学生参加反帝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各地形势急转直下，毛泽建没有退缩，转入武装斗争。她和陈芬结为夫妻，并在衡山、耒阳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曾带领游击队袭击地方反动武装，因此被群众称作“女游击队长”。

危险来得很快。1928年，湘南特委遭到破坏，陈芬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那时的毛泽建已经怀孕，仍在设法转移。后来她在耒阳夏塘铺附近被敌人包围，躲进一位老人家中，生下男婴，取名“艰生”。

孩子的哭声暴露了藏身之处，毛泽建随即被捕。她被押往衡山后，遭受长期审讯和折磨，却始终没有屈服。1929年8月，毛泽建在衡山英勇就义，年仅24岁。她临刑前一直惦记孩子，却不知道“艰生”因无乳可食，早已夭折。

陈国生的身世，也正是在这场动荡中被改写的。

陈芬的姐姐陈淑元，同样参加革命。1928年，她的丈夫梁泽南被捕牺牲，陈淑元带着年幼的女儿四处逃亡。自知处境危险后，她把女儿托付给毛泽建，并嘱咐道：“以后，你就是她的妈妈。”

从此，陈国生跟着毛泽建生活，称她为“泽建妈妈”。然而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陈国生先后失去了亲生父亲、母亲，以及抚养自己的陈芬和毛泽建。她只能跟随外祖母廖氏长大，靠老人一点点把她养成人。

成年后，陈国生嫁给宋毅刚。1944年，宋毅刚外出谋生时被抓丁，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任排长。1949年，他随部队起义。这个身份，后来也成为陈国生进京见舅舅时不免紧张的原因。

毛岸英1950年回韶山省亲时，从表亲文运昌那里得知毛泽建还有一个“女儿”。文运昌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陈国生。陈国生听说毛泽东在寻找自己，忍不住失声痛哭。那不是突然得到显贵亲戚的欣喜，而是多年身世终于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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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毛泽东邀请韶山亲属进京，陈国生与文运昌、文涧泉一同来到北京。见面后，她把毛泽建留下的遗书交给毛泽东。信中写道：“我将毙命，不足为奇，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

毛泽东读到熟悉的笔迹，神情沉了下来。陈国生又提到毛泽建的墓地，说金紫峰下的坟墓荒芜破旧，希望地方能够拨款修葺。

毛泽东没有答应。他解释说，革命牺牲的烈士太多，国家刚刚建立，正处在困难时期，建设所需的每一分钱都要慎重使用。对亲属，他也同样不许借自己的名义安排工作。文运昌多次提出请求，得到的答复仍是：要靠自己在人民中取得信任。

这次见面之后，陈国生偶尔会收到毛泽东寄来的钱，数目不大，有时两三百元，有时一两百元。她和丈夫仍在家乡劳动，抚养孩子，生活并不宽裕。多年以后，她才听人说，那些钱并不是公款，而是毛泽东从个人生活中节省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