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鸠山由纪夫公开讲话实录、相关外交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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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声称，若中国大陆对台湾出动军舰并使用武力，可能构成日本法律中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自卫队可行使集体自卫权。
这番言论迅速引爆中日外交风波。
次日，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认为高市的言论是在煽动危机、为增强军力找借口。
11月20日，鸠山再次发文指出，因为一名领导人发表偏离“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正道的言论，日中关系几乎陷入最恶劣境地，国家利益损失无法估量，还引用孔子“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的名言，劝告高市尽快纠正错误。
11月24日，他进一步表示，中国对高市错误言论提出批评是理所当然的，还引用已故日本历史学者半藤一利的观点，警示日本媒体不要重蹈把日本带向战争的覆辙。
12月8日，日本民间团体“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在东京召开紧急记者会，要求高市撤回涉台错误言论，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2026年1月24日，日本民间组织在东京举办“改变日本！改变政治！2026大讨论”活动，鸠山到场指出高市的涉台言论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本现政权在外交与安保上彻底走错了方向，主张应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增强对美国的独立性。
1月29日，该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鸠山作为嘉宾致辞，批评高市的错误言论破坏日中关系，“不能让她继续担任首相”，还提醒选民在众议院选举投票时对该问题予以考虑。
2026年6月25日，鸠山在韩国济州举行的第21届济州论坛上公开要求高市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明确指出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
这番话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也让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外交谈判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一】一笔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民族苦难账
要理解中国放弃战争赔款这一决定的分量，首先必须直面那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
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中国人民经历了长达十四年的战争浩劫。
这十四年间，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遍大半个中国，从东北的白山黑水到西南的崇山峻岭，从华北的平原沃野到江南的水乡泽国，战火所及之处，满目疮痍。
2015年7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政策吹风会，公布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成果。
这项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历时十年、先后有六十万人参与的大规模调研，以大量档案材料和当事人证言为支撑，最终确认了一组沉甸甸的数字：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五百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三百八十余万，占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三分之一；按照一九三七年的比价计算，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一千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五千亿美元。
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逝，一个个家庭的破碎。
南京大屠杀中三十万无辜生灵惨遭屠戮，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在二十个省份夺去二十七万多军民的生命，日军在十四个省的七十七个县区使用化学武器两千零九十一次之多。
九百三十余座城市沦陷，四千二百万难民流离失所，被侵华日军强掳的中国劳工达八百万人之众。
如此触目惊心的损失，如果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战争索赔，将是一笔怎样的天文数字。
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盟国框架内，中国作为亚洲主战场和最大受害国，完全拥有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的合法权利。
一九四五年发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日本需通过工业设备和实物支付战争赔偿。
战后初期，美国曾制定“先期拆迁计划”，拟将日本工业设备的百分之三十拆赔偿给受害国，其中中国可获得百分之十五。
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美国以“复兴日本经济以对抗共产主义”为由，大幅削减并最终停止了拆迁赔偿计划。
一九五二年，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在美日两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框架之外，与日本单独缔结了所谓“日华和平条约”，主动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要求。
这一举动使中国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的处境变得极为复杂和被动。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九七二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战争赔款问题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议题。
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能不能算、该不该要，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
【二】一场改变东亚格局的北京之行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田中角荣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接任日本首相。
上台伊始，他便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公开宣布“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并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的邦交正常化三原则。
这一表态迅速引起了北京方面的高度关注。
七月九日，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公开表示欢迎日本新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展现的新气象。
七月十日，他派出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剧团抵达东京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并指示孙平化争取向田中首相当面转达邀请——“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七月十六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进一步表示，北京机场准备向日本现任首相开放。
日方的反应同样迅速。
七月二十二日，外相大平正芳破例会见了孙平化和萧向前，对周恩来的邀请表示衷心感谢。
八月十五日，田中首相在东京帝国饭店接见孙平化和萧向前，正式确认将访问中国。
九月二十一日，日本政府以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正式宣布田中首相将于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访问中国。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北京首都机场天高云淡。
田中角荣偕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五十二名高官成员，乘坐道格拉斯DC-8型日航专机降落在跑道上。
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周恩来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以及外交部长姬鹏飞等亲临机场迎接。
当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那一刻，中日两国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终于迎来了终结的曙光。
田中角荣走下舷梯时略显紧张，他自我介绍说“我是五十四岁当了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语气中刻意强调了年龄，意在表明自己年富力强。
周恩来微笑着回应：“田中先生，我五十一岁当的首相，中国的首相，而且当到今天，已经二十三年了。”
从此以后，田中角荣在中国的四五天中，便再也不提自己五十四岁当首相的事了。
周恩来亲自陪同田中一行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十八号楼下榻。
稍事休息后，双方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始了第一轮接触。
从当天下午到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周恩来与田中角荣先后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以外长姬鹏飞和外交部长大平正芳为主的两国外交团队也进行了多轮磋商。
谈判的核心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日本对侵华战争的性质认定和道歉表态、台湾问题的法律定位、以及战争赔偿问题的处理方式。
九月二十七日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书房内接见了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
会见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气氛出乎意料地轻松。
毛主席一见面便幽默地问田中：“你们吵架吵完了吗？”
田中回答说：“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毛主席笑着说：“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天下总没有不吵架的，不打不相识啊！”
随后他又特意问起那个引发风波的措辞问题：“你们那个‘添了麻烦’的问题怎样解决了？”
田中回答：“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
【三】欢迎宴会上的一句“添了麻烦”引发的外交风波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田中角荣一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出席者超过六百人，规模超过了年初尼克松访华时的宴会。
宴会伊始，周恩来发表了意味深长的祝酒词。
他首先称赞田中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随后话锋一转，严肃指出：“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这段祝酒词的用意十分明确——中方在欢迎日方来客的同时，也清楚地划出了底线：两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前提，是日本必须对曾经的侵略战争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和诚恳的道歉。
然而，轮到田中角荣致答词时，一个令全场气氛骤然紧张的插曲出现了。
田中在谈及日本侵华战争时说道：“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
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
“添了很大的麻烦”——当日方翻译将这句话译成中文后，宴会厅里顿时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
在中国人的语感中，“添麻烦”是一个极轻的措辞，通常用于日常生活中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打翻了别人的茶杯之类的小事。
用它来形容一场造成中国数千万军民伤亡、经济损失高达六千亿美元的侵略战争，其轻描淡写的程度令在场的中方人员无不感到震惊和愤怒。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反应最为激烈。
宴会结束后，他愤然说道：“就凭这个，他能到中国来？杀了我们多少人啊，侵略了我们多少年啊，造成了我们多少的民族灾难啊，这个就是添麻烦？不行、不行、不行！”
另一位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在一旁劝慰道：“老乔、老乔，你别激动。
这个事情，再看看，我们总有办法对付他的。”
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在第二轮首脑会谈中，周恩来就“添麻烦”的措辞问题向田中提出了严正交涉。
周恩来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
您只说‘添麻烦’就了事了？用‘添麻烦’一词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他进一步举例说明：“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比如刚才记者在这里照相耽误了时间，也可以说是‘找麻烦’。”
田中角荣连忙解释说，从日文角度讲，“添麻烦”即日语中的“迷惑”一词，确有诚心诚意表示谢罪之意，并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对方原谅的意思。
如果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来改。
事实上，在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姬鹏飞外长与大平正芳外相前往长城途中进行的“车中会谈”中，大平正芳已经向姬鹏飞坦露了日方的真实想法。
大平说，他年轻时曾在中国张家口呆了一年零十个月，亲眼目睹了日本铁蹄下中国山河的破碎和百姓的流离失所，他个人完全认同中方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
但田中首相和他都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日本与台湾当局仍保持着所谓“外交关系”，自民党内亲台势力很强，如果在建交过程中姿态放得过低，回去以后恐怕站不住脚。
姬鹏飞听后诚恳地回应：“我们俩同龄，我们是各为其主，各为自己的国家在争。
但是你这个态度很好，很诚实，你讲的你们的处境和困难，我一定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就是你们能过得去，中国人民也能接受。”
正是这种既坚持原则又体谅对方难处的外交智慧，最终促成双方在措辞问题上找到了平衡点。
在后来正式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战争责任的表述最终确定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这一表述既满足了中方要求日本正视侵略历史的核心诉求，也给日方留下了国内政治上的回旋余地。
【四】赔款问题上的激烈交锋与出人意料的决定
如果说“添麻烦”的措辞风波是谈判中的第一道暗礁，那么战争赔款问题则是横亘在双方面前的一道更深更险的关卡。
在田中访华之前，中方已经通过渠道向日方正式转告：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准备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并建议将此写入双方联合声明。
这本是中方释放的善意，然而日方在谈判中的反应却令中方大为光火。
九月二十六日上午，中日两国外交团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
日方条约局长高岛益郎在商谈具体条文时提出，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赔偿问题，理由是“日台条约”中蒋介石政府早已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因此从法律上讲赔偿问题已经解决。
这一论调等于把台湾当局此前的单方面声明拿来当作日本的挡箭牌，企图从根本上否定中方放弃赔款的主动性和政治意义。
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第二轮首脑会谈中以罕见的严厉口吻回应了日方的立场。
周恩来说：“我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
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
紧接着，周恩来直指高岛言论的要害：“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
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
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
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
周恩来的声音提高了：“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五十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法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
这番话的分量之重，令在场所有人感受到了中方的愤怒。
大平正芳当即表态，这个问题在联合声明中接受中方的意见，打算按照中方提出的表述来写。
第二天，高岛益郎在起草小组会议上对他此前的言行表示了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
至此，由于赔款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
在最终确定联合声明文本时，中方做出了一个细节上的让步：将原稿中“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权”中的“权”字去掉，改为“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这一改动看似微小，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法理考量——保留“权”字意味着中国只是在放弃一项权利的行使，权利本身仍然存在；而去掉“权”字，在日方看来则意味着权利本身的消灭。
中方体谅到日方的这一关切，同意作出修改，体现了在原则坚定基础上的灵活务实。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十八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长姬鹏飞与田中角荣首相、外相大平正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声明的第五条赫然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签字仪式结束后，周恩来陪同田中飞往上海访问。
当晚在上海的宴会上，周恩来流露出近些年来少有的喜悦，举起酒杯频频向客人们祝酒。
他对田中和大平说：“我真希望同你们通宵畅饮啊！但是，我还必须为你们的下次访问留有余地。”
田中素不嗜酒，但此刻他被周恩来多日来一贯的诚挚外交风度深深打动，情不自禁地离开座位向周恩来等人敬酒，一连喝了好几杯茅台酒。
大平悄悄告诉周恩来：“我还没有见过首相离开座位去敬酒，这是首相破天荒第一次。”
九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还特意题写了“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大字赠给田中角荣，田中则回赠了“信为万事之本”五个字。
这两句分别出自《论语》和《史记》的格言，既是两位领导人对彼此品格的期许，也是对中日两国未来关系走向的郑重寄语——既然签了字，就要说到做到。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十八分，当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首相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的《中日联合声明》上落下各自的签名时，在场的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历时四天五夜的艰苦谈判终于画上了句号，中日两国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正式宣告结束。
然而，当这份联合声明的文本被送到各国驻京使馆、被各大通讯社的电讯稿传向全世界时，许多人在阅读第五条“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句话时，心中都涌起了一个共同的疑问：中国为什么放弃？真的是白白放弃吗？
当人们把目光从第五条移开，重新审视整份声明的正文和其余八项条款时，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细节开始浮出水面——第五条的放弃声明，与文件中的其他多项承诺之间，存在着一条隐秘而坚固的因果链条。
而这条链条的一端，牵动着的是中国放弃赔款的全部理由，另一端则指向了半个多世纪后一位日本前首相站在国际论坛上发出的严厉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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