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罗汉岭，36岁的瞿秋白夹着香烟走向刑场。一路上，他唱着《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枪声响起时，这位曾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知识分子，结束了短暂而复杂的一生。

多年以后，真正引发争议的，不是他的牺牲，而是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这篇自剖性质浓厚的文字，后来被人截取、曲解，竟成了给他扣上“叛徒”帽子的依据。

瞿秋白并非一开始就以军事干部的形象出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离开党的领导岗位，瞿秋白在危局中承担起中央主要领导责任。他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从事新闻、翻译和宣传工作，具有鲜明的文人气质。

但革命并不只需要写文章。白色恐怖、党内分歧、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接连摆在他面前。瞿秋白后来承认，自己在领导工作中有过失误，也意识到个人性格和实际斗争之间存在距离。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字常带有强烈的自省意味。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因肺病严重，未能随主力转移，被留在中央苏区。临别时，他明白留下意味着什么，却仍表示要坚持革命。中央苏区的留守斗争极其残酷，国民党军队持续“清剿”，人员分散，物资匮乏，伤病更难得到有效救治。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守机关不断调整转移方案。遵义会议后，中央曾设法安排部分人员撤离苏区，瞿秋白也在转移名单之中。可当时交通线已远非过去那样安全，沿途有敌军、民团和地方武装严密搜查，稍有疏忽，便可能暴露。

1935年春，瞿秋白一行沿闽西交通线行动。渡过汀江后，队伍在山村短暂停留，准备烘干衣服、恢复体力。不料行踪很快被地方民团察觉，数百人包围过来。突围过程中，病重的瞿秋白体力不支，无法迅速跟上。

邓子恢曾催促他转移，甚至伸手相扶。瞿秋白却推开对方，说：“你快走，不要管我。”这不是对生存机会的轻易放弃，而是当时极端条件下，一个重病伤员为保存队伍所作的判断。邓子恢最终突出重围，瞿秋白则与周月林、张亮一同被捕。

被捕后，三人起初使用事先准备的身份掩护，并设法写信求证。后来，由于相关人员被捕并指认，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敌人原本希望从他口中得到苏区和中共中央的情报，他却没有配合审讯，更没有承认所谓“投降”。

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曾读过瞿秋白的文章，对其颇为敬重。他安排较好的生活条件，给瞿秋白提供纸笔、书桌，并称其为“先生”。这些优待表面上是礼遇，实质仍是劝降，希望这位中共重要人物改变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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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劝说时，瞿秋白没有顺着对方的话讲，而是直接批评蒋介石的政策。宋希濂只好把话题岔开。两人的身份和立场截然不同，却留下一个细节：敌方将领可以欣赏他的才华，却始终无法让他改变政治选择。

从1935年5月17日起，瞿秋白在狱中写作《多余的话》，约两万字，数日完成。文章谈论革命经历，也剖析个人性格、思想变化和政治生涯。它不是一份向敌人提供情报的自白，更不是承认背叛组织的材料，而是一个即将赴死者对自身道路的复杂反省。

遗憾的是，瞿秋白在文中使用了许多沉重的自我否定语句，还写到自己对政治工作的疲惫。脱离写作背景和全文语境后，这些句子很容易被人断章取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多余的话》被污蔑为“叛徒自白书”，瞿秋白也因此遭到错误批判。

1966年以后，这种错误判断进一步扩大。八宝山的墓葬受到破坏，负责保管其遗物的人员被牵连，家属也承受了不应有的压力。一个已经牺牲三十多年的革命者，竟因狱中文章被重新审判，问题并不在史料不存在，而在于史料被人为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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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经中央批准，瞿秋白遗骨曾从福建移葬北京八宝山，以纪念其就义二十周年。这个安排说明，建国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央对他的历史地位是明确认可的。后来出现的错误结论，属于特殊历史环境中的政治性误判，并非对其一生经历的完整考证。

1978年，随着历史问题得到纠正，瞿秋白的女儿等人持续申诉，中央重新审查有关材料，为他恢复名誉。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平反结论，确认瞿秋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是英勇牺牲的共产主义战士。

1979年6月18日，福建长汀举行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陆定一题写“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八个字。那块碑所确认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份，也包括对《多余的话》写作背景、狱中表现和牺牲事实的重新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