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我爸电话的那天，我正在公司开一个漫长且毫无意义的周会。手机在口袋里持续震动，屏幕上闪烁着“爸”的名字。我挂断了两次，第三次震动亮起时，我察觉到了一丝异样。我爸是个极有分寸感的人，知道我在上班，绝不会连续打电话。
我从会议室溜出来，按下接听键。电话那头没有平时那句“吃饭没”，只有一阵沉重的呼吸声，接着是我爸沙哑到变形的嗓音：“你请个假吧，你妈……县医院说是肝癌，晚期。”
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我却觉得一阵窒息，耳边嗡嗡作响。怎么可能？过年回家时，我妈还一个人在厨房里张罗了一大桌子菜，除了偶尔抱怨右上腹有点隐痛，说自己是胃病犯了，根本看不出任何生病的迹象。
我连夜买了高铁票赶回老家，推开家门，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妈坐在沙发角落，眼睛红肿，面前的茶几上散落着几张CT片子和一份诊断报告。我爸坐在对面的小板凳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烟灰缸早就满了。
看到我回来，我妈眼泪又掉了下来，她一把拉住我的手，第一句话就是：“妈不治了。县里大夫说了，这病治不好，是个无底洞。你还没结婚，还得买房，钱不能打水漂。”
我拿起那份报告，上面赫然写着：肝右叶巨大占位，考虑恶性肿瘤，建议转上级医院。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眼睛里。我强忍着慌乱，抬头看向我爸。
“治。”我爸把烟头狠狠摁灭在烟灰缸里，站起身，声音不大但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县医院的机器旧，大夫也就是个看片子的，他说晚期就晚期了？咱们去北京。北京的大医院多，全中国最好的大夫都在那儿。”
我妈急了，带着哭腔喊：“去北京得花多少钱啊！光路费住宿就是一大笔，我不去，我就在家里等死！”
“你闭嘴！”我爸突然拔高了音量。那是我记忆中他第一次对我妈发这么大的火。吼完，他眼圈红了，转过头去看着墙角，“只要大夫说还有救，砸锅卖铁我也给你治。真要是……真要是没救了，我也得让北京的大夫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让你走。”
去北京的高铁上，我妈一直看着窗外，一言不发。她穿了一件有些年头的暗红色外套，那是她柜子里最体面的一件衣服。我爸坐在她旁边，怀里死死抱着一个褪色的帆布包，里面装着我妈所有的病历、片子，还有他连夜去银行取的五万块钱现金。
四个小时的车程，我爸每隔半小时就倒一杯温水，试好水温后再递给我妈。他平时是个粗糙的男人，连自己的袜子都找不到，现在却细致得让人心酸。
到了北京，扑面而来的是巨大的压迫感。汹涌的人潮、交错的地铁线、高耸的楼宇，让我父母这两个大半辈子没出过小县城的人显得格外局促。我紧紧拉着他们，像带着两个无措的孩子。
第二天清晨六点，我们就到了医院。门诊大厅里已经人山人海，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味和难以名状的焦虑。周围人的口音天南海北，很多人手里都拎着和我们一样的片子袋。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疲惫与期盼，这让我妈更加惶恐，她紧紧抓着我的衣角，小声嘟囔：“这么多人，大夫能看仔细吗？”
我们挂到的是一位肝胆外科知名专家的特需号，光挂号费就要三百块。我妈心疼得直叹气，我爸则在一旁安慰她：“这就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贵有贵的道理。”
在候诊区等待的时间无比漫长，大屏幕上的名字一个个跳动，每一次变动都牵扯着我们的神经。我妈靠在我肩膀上，用极低的声音向我交代后事。她告诉我存折放在哪个柜子的最底层，密码是我爸的生日；告诉我老家的房子以后怎么翻修；甚至告诉我，如果她不在了，一定要劝我爸再找个老伴，别让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我听得眼泪直打转，用力捏了捏她的手，却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我爸坐在另一边，背挺得笔直，双眼死死盯着大屏幕，像一尊没有感情的雕塑，但我看到他放在膝盖上的双手，正在微微发抖。
过了一会儿后，大屏幕上出现了我妈的名字。
我爸猛地站起来，一把抓起那个帆布包，大步走向诊室，我和我妈赶紧跟上。推开门，专家林主任正盯着电脑屏幕，他头发花白，戴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有些疲惫，但眼神异常锐利。
“坐吧。”林主任头也没抬，“病历和片子拿过来。”
我爸双手颤抖着把县医院的CT袋递过去。林主任抽出片子，插在观片灯上。那一刻，诊室里安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我死死盯着林主任的脸，试图从他细微的表情变化中捕捉到哪怕一丝希望。
林主任皱起了眉头，他凑近观片灯，上下左右看了好几遍，然后把片子拿下来，又对着窗外的自然光看了看。我的心直接沉到了谷底——大夫这个表情，多半是不好了。
我爸显然也察觉到了，他咽了口唾沫，声音发飘：“大夫，我媳妇这病……还有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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