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上海，九大代表名单酝酿期间，音乐界的于会泳原本并不是最受瞩目的人物。可正是这一纸名单，让一个长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和教学的人，突然走进了政治视野。他后来位居文化部部长，人生转折，往往就藏在这样的细节里。

于会泳出生于山东，早年从事音乐教育和民间音乐研究，曾在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工作。他熟悉民族唱腔，也懂得如何把传统音乐融入现代舞台。单从专业能力看，他确实有才华，尤其在民族音乐整理、戏剧音乐创作方面，见解颇多。

问题在于，才华一旦被权力重新包装，性质就可能发生变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文艺领域的评价标准被强烈政治化。江青把革命现代戏视为重要阵地，试图通过少数重点剧目，建立一套统一的舞台审美和宣传模式。于会泳发表的一些文章，与这种思路颇为合拍，因此进入了江青的视线。

据相关回忆，江青曾在上海锦江小礼堂接见于会泳，并让张春桥了解他的情况。江青当时的意思很明确：“革命现代戏需要这样的人才。”这句话改变了于会泳的处境，也改变了他此后处理艺术与权力关系的方式。

有意思的是，于会泳并非传统意义上善于交际的人。他性格较为木讷，平日话不多，却很快摸清了当时文化领域的政治风向。对江青来说，他既懂音乐，又能把艺术问题转换成政治语言；对张春桥等人而言，他则是推进样板戏和文艺整顿的合适人选。

在上海期间，于会泳参与和主持了《海港》《智取威虎山》等革命现代戏的音乐工作。这些剧目后来成为样板戏体系中的代表作品。必须承认，这些作品在配器、唱腔和舞台调度上有相当成熟的技术处理，部分音乐至今仍有研究价值。但艺术上的技术成就，不能抵消其所处政治环境造成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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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样板戏地位不断上升，于会泳的身份也由音乐工作者逐渐变成了文艺路线的执行者。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于会泳被列入代表名单。九大之后，他担任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政治地位明显提升。

那几年，上海文艺界的空气十分紧张。许多老艺术家、教师和学生因为创作经历、专业观点甚至家庭出身受到冲击。于会泳掌握着部分文化和音乐系统的权力，参与推动相关审查与整顿。有人被批斗，有人长期关押，也有人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对于这些后果，他后来无法以“只负责艺术”来撇清关系。

“样板戏不能有不同声音。”这类口号在当时并不罕见。可一旦把文艺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舞台上的统一就会延伸到现实中的排斥，专业讨论也会被扣上立场问题的帽子。于会泳的上升，正是这种机制运转的一个缩影。

1973年，于会泳成为中共中央委员。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他出任文化部部长。一个曾经在课堂和排练场研究民族音乐的人，最终坐到了全国文化行政系统的最高位置之一。

担任部长后，他并没有脱离此前的政治轨道，而是继续维护当时的文艺秩序。文化部的工作受到江青等人的强力影响，文艺创作、演出和评论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要求。于会泳既是这套体系的受益者，也是实际执行者。

但权力并不等于安全。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政治局势急剧变化。10月，江青集团被查处，持续多年的政治风暴随之结束。于会泳很快被免去文化部部长等职务，接受隔离审查。

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过去赖以立足的政治保护。那些年积累的权力、声望和人际关系，在局势翻转后几乎同时崩塌。审查涉及的问题，不只是任职经历，也包括他在上海文艺系统整顿中的具体责任。

1977年9月，于会泳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关材料记载，他服用了来苏水。这个结局带有强烈的悲剧性，却不能简单解释为一个艺术家的个人失败。他的经历更值得从权力与专业的纠缠中去理解：音乐才能曾让他脱颖而出，政治选择又使这份才能服务于特定权力结构，最终也把他推到了无法回避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