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朝鲜新义州至中国安东一线，人民军后方司令部总监崔庸健正组织大批官兵渡过鸭绿江。仁川登陆改变的，不只是战场上的进退，更是人民军整套作战体系的重新搭建。
9月15日，美韩军在仁川登陆。汉城于9月28日被重新控制，洛东江方向的人民军主力遭到前后夹击。原本推进到南部的部队，突然失去持续进攻的条件，撤退也变得异常困难。
10月1日，人民军最高指挥部下达总撤退命令。毛泽东在10月10日致电金日成，认为三八线以南仍有部分部队，不能只顾后撤，应利用山区和敌后条件开展游击战，为北方重建防线争取时间。
两天后，斯大林提出了另一套方案。他判断人民军在三八线以北难以立即建立稳固防御，主张把现有力量转移到中国东北，保存实力，等待日后反攻。这个建议后来没有完全执行，但由南方征集的大批人员转入东北整训，成为现实选择。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入朝。就在中朝双方开始共同应对战局之际，人民军也在进行一次规模很大的后方转移。到10月30日前后，约11.7万名官兵进入中国东北，其中不少是此前从韩国南部征集的预备役人员。
这些人不能立即投入战斗。许多人缺少正规训练，军官层级也不完整。对人民军来说，他们既是兵员，也是未来恢复主力部队的基础。东北方面承担了驻地、交通和生活保障，人民军则由崔庸健等人负责组织整训。
整训地点并非集中一处。部分部队驻在辽宁宽甸，部分驻于吉林梅河口、延吉和通化一带；步兵学校、政治学院、坦克训练所及航空学校，也分别展开教学。按照当时的计划，这批人员被编成第六、第七、第八三个预备军团，每个军团下辖三个师团。
有意思的是，训练教材中还出现了人民军南下期间缴获的韩国军预备役教材。这些教材由美军顾问参与编制，内容针对朝鲜多山地形，重点讲授小部队在山地隘路中的渗透、突破和防御。弹药紧张，实弹训练自然受到限制，但教材本身仍被认为具有实用价值。
苏联同时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1950年10月15日至21日间，经图们江口运入东北的物资包括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步兵炮以及坦克和飞机。装备到位，并不等于战斗力马上形成，真正棘手的问题是军官不足和部队建制虚弱。
11月，人民军曾计划把全军划分为八个军团，包括四个作战军团、三个预备军团和一个游击军团。李权武、柳京洙、方虎山等人继续担任主力军团指挥官；崔庸健、李永镐、金昌德等人则分别负责新建军团。许多干部有中国东北抗日斗争或朝鲜义勇军经历，能够与中方较顺畅地协同。
然而，纸面上的番号与真实兵力并不相同。人民军一度拥有二十多个师团番号，平均下来，不少师团兵力不足一万人，军官却更加紧缺。彭德怀在第四次战役前指出，有些军官昨天还是少尉分队长，今天已经被提拔为少校大队长。
“番号不能代替战斗力。”这是当时整编工作绕不开的现实。
1951年1月底，预备军团经过约三个月训练，基本完成第一阶段整训。第七军团考评成绩较好，但中方仍不主张立即投入一线。部队缺乏实战经验，若贸然使用，极易在美韩军火力和机动优势下遭受损失。
1月30日，斯大林也提出缩编意见。2月4日，人民军下达第二次重组命令，部分师团和军团机关被撤销或合并，部队向较为充实的建制集中。三个预备军团没有立刻全部投入战场，主要原因正是训练程度、指挥能力和后勤条件尚未达到要求。
到1951年4月，人民军完成新一轮整编，部分部队纳入中朝联合司令部指挥，另有军团由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直辖。其力量仍受武器、车辆和通信条件限制，游击作风较重，军纪问题也比较突出。
但经过第四次战役的磨合，许多来自韩国南部的新兵逐步积累了战场经验。人民军由此获得了重新承担部分战线任务的条件，而那支曾跨过鸭绿江、在东北重新编组的部队，也不再只是等待反攻的预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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