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佐藤健次郎，今年九十一岁。在这个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刻，我决定把压在心底整整六十多年的秘密写下来。我不是为了乞求原谅，因为我知道，有些罪孽是无论做多少善事都无法洗清的。我只是想记录下我所经历的真实，以及那个像诅咒一样伴随了我一生的可怕幻觉。
1942年的秋天，我作为一名刚毕业不久的军医，被派往了中国山西的驻军野战医院。来中国之前，我的导师曾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希波克拉底誓言，嘱咐我要牢记医生的天职是拯救生命，无论病床躺着的是谁。那时的我，怀揣着对医学的纯粹信仰，以为自己是去救死扶伤的。
现实很快将我的天真击得粉碎，野战医院里弥漫着刺鼻的来苏水味和浓烈的血腥气，伤兵的哀嚎声日夜不息。但最让我感到窒息的，不是伤痛本身，而是那支军队里令人毛骨悚然的残酷。
那年冬天，一场扫荡结束后，宪兵队送来了几个被俘的八路军伤员。野战医院的长官小野少佐把我叫到手术室，指着手术台上一个陷入半昏迷的年轻俘虏，用一种极其平淡的语气对我说：“佐藤，你的解剖学成绩很优秀。今天，你需要为帝国医学研究做出一点贡献。看看这些军人到底是什么构造，为什么他们在没有粮食和弹药的情况下还能抵抗这么久。”
支那
我愣在原地，看着手术台上那个最多只有十七八岁的少年。他的腹部中了一弹，伤口已经感染化脓，正在发着高烧。我告诉小野少佐，如果切除坏死组织、缝合、使用磺胺，他完全有活下来的希望。
小野少佐看出了我的犹豫，他拔出腰间的配枪，轻轻放在旁边的托盘上，发出沉闷的金属碰撞声。“佐藤军医，这不是救治，是活体解剖。”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因为我是一个医生，我的手是用来缝合伤口、缝合生命的，怎么能用来生生切开一个还有呼吸的人？但在那种所谓的“帝国军纪”面前我怯懦了，我颤抖着拿起了手术刀。
那是第一个被我解剖的八路军，当锋利的刀刃划开那个少年单薄的胸腹时，他因为剧痛猛地睁开了眼睛。没有我预想中的惨叫，他死死咬住自己破烂的衣领，喉咙里发出野兽般压抑的低吼。
我浑身是汗，视线模糊，机械地按照小野的指示，切开他的皮下组织，游离血管，观察他在剧痛和失血状态下的器官反应。
最让我震撼的，是切开他胃部的那一刻。那个本该装满食物的器官里，竟然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只有一些没有完全消化的树皮、草根，还有一团团带着泥土的棉絮。
他就是吃着这些东西，在冰天雪地里和我们装备精良的军队战斗的。少年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他的眼睛一直死死盯着天花板，直到瞳孔彻底散大。当他的心脏在我的指尖停止跳动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灵魂也跟着碎裂了。
我以为这就是地狱的最深处，但我错了。仅仅三天后，第二个八路军俘虏被按在了我的手术台上。
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身材粗壮，皮肤粗糙得像干裂的黄土地。他是在掩护主力撤退时被炸断了双腿被俘的。宪兵队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审讯，拔光了他的十个指甲，但他一个字也没说。小野少佐觉得他失去了审讯价值，便把他交给了我，要求我研究人在极度严寒和重创下的血液循环系统。
当他看到我穿着白大褂、拿着手术刀走近时，他竟然扯起干裂的嘴唇，露出一个轻蔑的冷笑。
“你们日本人，除了杀人，还会点别的吗？”他语气里的不屑却像刀子一样扎进我的心里。
我不敢看他的脸，只是低着头说：“我是个医生，我只服从命令。”
“医生？”他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拿屠刀的也配叫医生？动手吧，老子要是喊一声疼，就不算中国人！”
手术刀划开他胸膛的那一刻，他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像一块坚硬的石头。鲜血涌了出来，染红了我的手套。我感到自己的手在剧烈地发抖，甚至无法握稳止血钳。
他痛得满头大汗，青筋暴起，但真的没有发出一声哀嚎。在他的胸腔被完全打开时，我看到了他那颗强壮有力的心脏在鲜血中拼命地跳动，每一次搏动都在向我这个刽子手展示着生命的顽强。
他看着我颤抖的双手，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吐出最后几个字：“你这双手……再也救不了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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