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下午，台湾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朱枫等人被押赴刑场。吴石没有激烈挣扎，只是望向大陆方向。这个曾经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将领，最终以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遇害。
吴石1894年出生于福建闽侯，早年就读福州开智学堂。辛亥革命爆发时，他还是17岁的学生，却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此后进入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与白崇禧、张治中等人同窗。
吴石读书极有天分，保定军校毕业时成绩名列前茅。军旅生涯并不顺利，他不愿投身地方军阀麾下，曾一度赋闲在家。后来孙中山在广州开展护法运动，他参加福建地方民军，因局势变化辗转北上。
真正改变吴石军事眼界的，是赴日留学。1929年，在方声涛等人的支持下，他先后进入日本炮兵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学习。为了摸清日军的组织、训练和作战方式，他把节省下来的钱购买军事书籍与资料。1934年，他以优异成绩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
回国后，吴石在南京参谋本部任职，也曾担任陆军大学教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与军政工作，接触到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人。吴石还认真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其中关于战争规律和民众作用的分析颇为赞同。
这段接触并非立即改变他的政治立场，却让他开始重新观察国共两党的差异。抗战期间，吴石亲眼见到日军侵略造成的灾难，也看到了国民党军政系统中的派系倾轧、贪污腐败和指挥失误。豫湘桂战役失利后，他对军事失败背后的政治原因有了更深的判断。
有意思的是，吴石并不是没有能力的将领。相反，他受过完整的现代军事教育，也有丰富的参谋经验。但在蒋介石的用人体系中，出身、派系和亲疏关系往往比专业能力更重要。吴石长期担任参谋和幕僚，难以掌握真正的部队实权，这种处境加重了他的失望。
1946年，吴石出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职位听起来重要，实际却远不如其他军事机关有权势。对别人而言，这是冷清的闲职；对吴石而言，却给了他整理军事档案、接触机密资料的机会。1947年4月，经何遂介绍，他与中共中央上海局方面建立联系，开始接受秘密任务。
吴石的价值，很快在关键时刻显现出来。1948年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准备向沿海退却，大批军事档案面临转运。吴石以保存资料、便于日后调阅为由，建议将档案先运往福建，而不是直接送往台湾。
这批档案后来被分批转移，其中298箱重要文件留在福州。福州解放后，相关人员将档案交给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档案的保存，为研究国民党军政部署和军事系统提供了重要资料，也说明吴石并非只是在口头上表达不满，而是在实际岗位上承担了风险。
1949年8月，吴石接到赴台命令。他知道这一去可能难以回头，仍选择携家属登机。临行前，他向部下王强交代：“人在，档案在。”这句话后来被广泛传述，背后是他对秘密工作的清楚认识。
到台湾后，吴石被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国民党当局加紧清查地下组织，原有联络渠道很快遭到破坏。为了重新取得联系，华东局派朱枫赴台。朱枫1905年出生，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交通、联络和情报工作。
朱枫抵台后，与吴石秘密会面多次。吴石交出的材料包括台湾军事部署、机场情况、兵力配置以及重要登陆地点资料。这些情报被制成微缩胶卷，经由香港传回大陆。毛泽东得知后，曾称赞“密使一号”和女特派员都很能干。
危险发生在1950年2月。与朱枫联系的蔡孝乾被捕后供出线索，特务又从其日记中发现“吴次长”的字样。吴石签发给朱枫的特别通行证，成为查案的重要证据。吴石、朱枫以及聂曦、陈宝仓等人相继被捕。
狱中的吴石遭受酷刑，却始终没有供出更多情况。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写下遗书，提到妻子、子女，也说自己一生清廉，留下的财产主要是书籍。遗书没有夸张的豪言，更多是一个父亲和读书人的交代。
审判期间，蒋介石否决了部分人员提出的从轻处理意见。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等人被执行死刑。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吴石则留下了关于大陆与台湾关系的遗言。
1973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毛泽东听后表示同意。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病重期间仍提到台湾的“老朋友”，将吴石与张学良并列。吴石牺牲后多年，相关荣誉和历史评价经过整理确认，其遗骸后来与妻子王碧奎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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