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席上，陈云再次把康生的问题摆到台面上。康生已经去世近两年，但陈云没有因为人已不在而回避旧事。他指出，康生过去随意点名，给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党政机关造成严重影响，历史结论必须重新处理。

这不是一次私人怨恨的发泄。陈云谈康生，背后牵涉的是组织路线、干部审查和党的工作方法。两人早年有过长期共事经历，陈云甚至曾是康生领导下的干部，因此他对康生的作风并非道听途说，而是有直接接触。

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陈云曾回忆自己与康生的上下级关系：“我当支书，他当区委；我当区委，他当县委；我当县委，他当省委，一共搞了八年。”这段经历说明，两人的交集始于革命处境极其复杂的年代，也延续到了延安时期的核心工作之中。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的安全形势骤然紧张，陈云、康生等人参与相关领导工作。后来，陈云进入中央苏区，康生则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遵义会议后，陈云奉命赴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系，双方都曾在不同岗位上承担重要任务。

1937年11月底，陈云、康生和王明一同返回延安。陈云随后负责中央组织部，康生则逐步转入社会部和情报保卫系统。表面上看，两人的工作一个管干部，一个管审查保卫，分工不同；实际上，组织审查中的许多问题，往往会直接影响干部的任用和政治评价。

分歧正是在这种交叉地带产生的。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康生推动“抢救运动”，审查工作中出现逼供信、扩大化等严重问题，一些干部受到错误怀疑。陈云因心脏病离开中组部，到枣园休养，但仍关注审干进展。他认为，夸大敌情、脱离事实，既不符合组织原则，也违背了中央关于审查工作的基本要求。

1943年7月15日，在中直机关的一次会议上，康生曾批评中组部工作“太宽了”，并质问：“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是怎么搞的呀？”这番话，反映出两人在干部审查问题上的立场差异。陈云更看重证据和组织程序，康生则倾向于从斗争角度判断问题，二者很难真正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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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陈云后来没有继续停留在组织审查领域。1944年，他转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开始负责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这个变化并非偶然，经济工作需要核算、调查和长期积累，不能靠口号推动。陈云正是在这一岗位上，逐渐形成了务实、细致的财经工作风格。

抗战胜利后，陈云赴东北，康生则到山东。两人的工作表现形成鲜明反差。陈云在东北根据地处理粮食、财政和城市接管等事务，强调从实际条件出发；康生在山东主持工作时，则受到不少批评。陈毅曾对聂荣臻谈到，康生缺少前线实践，对部队、粮食等具体问题并不熟悉，工作中出现了脱离实际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康生对自己的职务安排并不满意，尤其不愿在饶漱石之下任职，随后以身体原因长期休养。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他重新出现，并说过一句颇能说明其政治取向的话：“我不懂搞经济、建设，只懂搞斗争，一搞斗争病就好了。”

这句话后来成为理解他的重要线索。康生不熟悉经济建设，却多次批评陈云的经济工作。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他在讨论中攻击陈云“以经济专家自居”，指责陈云“只讲经济，不讲政治”，并否定陈云在1962年有关经济工作的报告。

更严重的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康生参与或推动了一系列错误审查和案件处理，造成大量干部受到牵连。贺龙以及“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问题，后来都被认定存在严重错误。许多案件并非正常的组织调查，而是在政治压力下扩大范围，给党和国家工作造成深重损失。

因此，1977年陈云提出重新解决康生的历史评价，并不是简单清算个人。陈云强调的核心，是不能让错误结论继续影响干部和组织，也不能把随意点名、逼供审查当成正常的政治方法。这个判断，得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的支持。

1980年，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康生党籍，撤销其悼词，并鉴于其已经去世，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对康生问题的处理，标志着党对那段严重错误的历史开始作出明确否定，也为随后纠正冤假错案、恢复组织秩序提供了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