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是地方的一把手，你手里面有一块地，你是更愿意去K企业建厂、盖写字楼，还是愿意拿来盖商场和步行街呢？前者可以构建产业链，拉动GDP，解决就业，同时还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增值税，因为我国增值税是在生产环节征收的，所以它会转化为你实打实的政绩。而新年有商涨，直接带来的税收少得可怜，后续往往还因为人口聚集，需要贴进大量的公共管理成本，你会怎么选呢？
于是你会发现全国各地都在招商引资，扩大产能，但是就是没人消费，于是产能过剩，企业裁员，老百姓收入锐减，陷入经济下行的死循环。都在说如今老百姓口袋没钱，是分配出了问题，那么今天我就来带你好好拆解一下，这个分配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我们来看下这个视频，能撑多久？
首先来看数据，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40%上下，OECD发达国家普遍在54%以上，那部分成熟经济体达到了60%到70%，那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的老百姓不喜欢花钱。但另外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率，也就是居民拿到手的可支配收入中拿来消费的比例接近68%，这在发达国家中都算是高的。能发现这人话就是普通人拿到手的钱接近七成都已经拿去消费了。老百姓不是无尽钱包不肯花钱，而是相比于庞大的GDP体量，能拿到手的蛋糕份额本身就偏小。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国民经济大蛋糕会切给三个部门，居民、企业、政府。发改委研究数据显示，我国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只有60.6%，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66.1%，而我们企业部门的占比却高达24.7%，全球平均水平是19.1%。也就是说，各大企业在利润分配时多拿走了原本应该属于职工的那部分收入。这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来源中，企业部门支付占比为51.5%，较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9.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们的工资真的太低了。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为了快速摆脱贫困，确立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优先做大蛋糕，资源向沿海、向工业倾斜，效率优先，容忍收入差距。这套模式完成了工业化奇迹，让国家实现了快速崛起。但是硬币的另一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速，财富天然会向资本持有者集中，劳动者薪酬的差距越拉越大，那如果不加以干预，就会出现GDP数据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分到普通人手上的可支配收入却远远不够，那这是企业端的问题。
而另一面，我们政府部门的基地也经常忽视了消费端，我们的主体税种是增值税，也就是在生产制造环节来征税，工厂落地，经场扩产，生产越多地方拿到的税源就越丰厚。一些商品在A省工厂生产，增值税大量被留在了A省，就算这些商品大量被B省的消费者线上线下买走，但是消费产生的税收并不会落到B省地方政府的口袋里面，所以这就是我开头所说的，各地政府都会非常理性地做出选择，招商引资，建立产业园，上工业项目，立刻带来税收，拉动GDP，见效又快，政绩又看得见。然而，扶持本地居民增收，完善民生保障，打造消费场景，这种方式周期漫长，也很难直接转化成本地的财政收入，于是乎产能过剩，但是消费疲软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各地热衷于发消费券。
消费券是短期任务，执行简单，但真正从根源上提高本地居民的工资，完善社保，系统性改善本地收入结构，推行起来阻力重重。前者是完成任务，而后者是要改革底层的利益。那么问题讲完了，我们应该如何破局呢？那如果我们引用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里面的观点，我总结了三点基于经济学的路径，首先就是可以调整财税的分享机制，让消费产生的收益更多留存到消费发生的地方，扭转生产才赚钱、消费不赚钱的旧格局。过去我们的税收主要向生产端倾斜，未来需要适度向消费端来调整。
第二就是政绩考核导向也需要转型，降低短期GDP投资项目的权重，把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本地消费活跃度、就业质量、民生保障水平纳入硬性考核。一旦完成这个转换，整个逻辑就会逆转。地方管理者会突然发现，以前是求着大企业来建厂，而现在是谁能让老百姓在本地花得开心、花得放心，谁的财政基础就更充裕，那么他们就会顺理成章地去优化消费环境，去完善劳动者权益，因为老百姓手里面有钱，消费就成了他们最大的利益所在。
第三就是优化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首先从企业手里面把应该属于职工的利润给抢回来，同时完善社保体系，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现在很多家庭不敢大手花钱，不只是收入低，更是害怕生病、养老、失业所带来的风险。社保兜底做得越扎实，居民才越敢把储蓄释放出来，转化为消费。30年前，我们主动调整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带动了这片土地的增长奇迹。而30年后的今天，当发展放缓，外部形势严峻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调整分配，向内激活消费潜力，当普通人的收入可以和宏大的GDP数据同频共振时，市场一定会迎来新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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