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九十三岁了，住在京都一家能看见樱花的老人院里。每当到了阴雨天，我的指缝里总会渗出一种无论用多少肥皂都洗不掉的福尔马林混合着铁锈的气味。那不是现实里的味道，而是盘踞在我脑海里长达近八十年的梦魇。
那是一九四三年的冬天，中国北方的风像带着倒刺的鞭子，抽在人脸上能刮出血道子。我当时只有二十二岁，刚刚从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带着对天皇的狂热效忠和对所谓“大东亚共荣”的虚妄幻想，被编入驻扎在华北的日军野战医院。
我们表面上负责救治伤员，但在医院后方那个戒备森严的独立院落里，进行着不能见光的秘密任务，我的长官高桥少佐称其为“极限生理数据采集”。
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少女被送进来的那天。
那是十一月的一个傍晚，一辆卡车在雪地里打着滑停在院子门口。几个宪兵像拖拽破麻袋一样，从车厢里扯下一个人。那是一个女孩，后来在登记册上，我看到了她的年龄：十六岁。
她实在太瘦小了，穿着一件看不出原本颜色、到处是破洞和暗红血污的粗布棉袄。她的头发因为汗水和泥土结成了硬块，胡乱地贴在额头上。
宪兵的军靴踩在雪地里咯吱作响，粗暴地将她推进了地下牢房。我作为值班军医，被派去给她做基础的身体检查，以确认她是否符合“样本”的标准。
牢房里的温度几乎和室外一样低，她蜷缩在角落的散碎麦秸秆上，听到铁门打开的声音，没有发抖，也没有像其他战俘那样露出极度惊恐的神情。她只是极其缓慢地抬起头，看着我走近。
我强行解开她棉袄的领口测量心率，发现她身上到处是皮鞭和烙铁留下的伤痕，有些地方已经严重感染化脓。可是，在整个检查过程中，她连一声痛苦的闷哼都没有发出来。
“是个硬骨头，在审讯室里熬了三天，除了吐了长官一脸血，一个字都没说。”带路的宪兵在一旁点了一根烟，语气里带着几分懊恼和轻蔑，“听说是个送情报的，被抓住的时候正把图纸往嘴里咽。明天高桥少佐要亲自‘用’她，你给她处理一下，别让她今晚病死了。”
宪兵走后，牢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打开药箱，拿出碘伏和纱布，开始清理她手臂上的创口。酒精接触到烂肉的瞬间，我感觉到她的肌肉剧烈地痉挛了一下，但她依然死死咬住下唇。我停下了动作，鬼使神差地，用蹩脚的中文低声说了一句：“疼的话，可以叫出来。”
她看着我，干裂渗血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声音微弱却异常清晰：“你们，就是一群没人性的！”在那个瞬间，我感受到的不是被辱骂的愤怒，而是一种深切的战栗。在我的认知里，帝国的军队是无往不胜的，人应该是畏缩的、恐惧的。
畜生
支那
可眼前那个十六岁的少女，明明已经命悬一线，却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悲悯眼神看着我，仿佛我才是那个被囚禁在铁栅栏里的可怜虫。
第二天上午，天空阴沉得仿佛要坠落下来。高桥少佐换上了白净的手术服，他的眼神里透着一种病态的兴奋。我作为一助，负责递送器械和记录数据。
女孩被带进了手术室，由于长时间的折磨和饥寒，她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是两个士兵把她架上手术台的。皮质的束缚带一根根扣紧，勒住了她的手腕、脚踝和腰部。冰冷的无影灯骤然亮起，惨白的光打在她惨白的脸上。
“今天我们要测试的是，在无麻醉状态下，人体内脏对不同温度器械刺激的反应，以及疼痛极限数据。”高桥少佐一边戴上橡胶手套，一边用极其平常的语气对在场的几个军医说道，仿佛他接下来要解剖的只是一只青蛙。
我站在手术台的一侧，心跳快得几乎要撞破胸膛，我握着止血钳的手心里全是冷汗。因为在此之前，我只在老鼠和兔子身上做过实验。我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但我脑海里一直回响着军国主义的教诲——他们不是人，他们是“马路大”（圆木），是为帝国医学进步提供材料的消耗品，我拼命用这些谎言麻痹自己。
高桥少佐拿起了一把十号手术刀，锋利的刀刃在灯光下闪过一道刺眼的寒芒。高桥的手法非常熟练，刀尖划破了女孩腹部单薄的皮肤，鲜血瞬间涌了出来。
我看到女孩的身体在束缚带下猛地弓起，像是一张被拉到极致即将崩断的弓。她的双眼瞬间瞪大，眼球布满了血丝，脖子上的青筋仿佛要爆裂开来。
那种人类无法承受的剧痛，让她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如同濒死小兽般嘶哑的、破碎的抽气声。但她始终没有开口求饶，甚至没有发出一声完整的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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