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的北京，王毅见了一位特殊客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外相岩屋毅，身后跟着大约50人的日本企业高管代表团。国贸促是日本对华贸易和经济交流的老窗口，这趟行程原本安排在6月，因前任会长河野洋平去世而推迟到现在。日本经济界急着登门，可王毅没把重点放在订单和投资上。
他把话分了三层，一层比一层重。第一层说“不愿汲取历史教训”，第二层说“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第三层直接点名“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每一层都在往日本最疼的地方戳。最后落在那句结论上：这样的日本“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
“难以有未来”这五个字，在外交场合极为罕见。外交辞令讲究留余地，可这一次王毅没绕弯子，敲着桌子把底线拍了出来。他专门点了高市早苗的名字，说日本当前最迫切的事，就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他说的就是去年11月高市在国会答辩里把“台湾有事”跟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挂钩那件事。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选在这个节点把话说透，等于把日本这些年在历史问题上的动作全摊到了桌面上。
岩屋毅的回应倒是很诚恳。他说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贸促将继承河野洋平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他还转述了河野洋平在病床上说的话：中日关系这么困难，他应该亲自去中国。王毅当场评价河野洋平是“有良知的政治家，敢于直面日本过去的黑暗历史”。这话不是说给岩屋毅一个人听的。中方抬高河野洋平，是在给日本划一条参照线。日本不是没有明白人，问题是现在台上的人不按这条路走。中方见的是在野的温和派，批的是执政的强硬派，这个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高市早苗现在确实焦头烂额。日本《朝日新闻》9月26日至27日做的全国电话民调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高市“有必要加大力度”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认为“没有必要”的只有35%。更扎眼的是，即便在高市内阁的支持者中，认为需要改善对华关系的比例也达到了51%。这种跨越党派立场的民意共识，在近年来的日本政坛相当罕见。高市上台时靠对外强硬收割选票，可口号喊得再响，替日本民众充实不了钱包，替日企赚不到真金白银。地缘对抗是政客的筹码，买单的却是企业和老百姓。
日本经济界为什么这么急，根子在去年11月。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之后，中日官方交往陷入低谷。最先感受到寒意的恰恰是日本企业。中国从今年1月开始对日本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禁止向日本军事用户和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最终用户出口稀土、镓、锗等关键材料。中国海关数据显示，5月对日稀土磁铁出口暴跌34.6%，连续三个月月度出货量低于200吨。一家日本大型制造商的高管公开表达担忧，因为按现有消耗速度，2026年底日本国内重稀土储备将基本耗尽。日本甚至启动了从废旧空调中提取稀土的国家级项目，三菱电机牵头实施。这种“拆空调挖稀土”的窘境，说明日本供应链的焦虑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正是在这种举国焦虑的背景下，日本政界和民间坐不住了。从9月中旬开始，多名国会议员和企业界领袖接连发起访华计划。港媒《南华早报》指出，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动作，本质上是在为11月的APEC峰会做铺垫，试图在此之前为中日交流打开一条对话的缝隙。可中方的态度很明确，解铃还须系铃人。王毅在会谈中把日方需要做的事排了序：最紧迫的是纠正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最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最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三条线，一条比一条深，一条比一条难。但第一条不迈出去，后面两条根本无从谈起。
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8月在《文艺春秋》撰文，直言因高市涉台言论而恶化的日中关系“正给国民带来巨大损失”，批评高市在处理对美对华关系上“看不出有什么战略”。这番话从一个当过首相的人嘴里说出来，分量不轻。日本政坛内部的分歧正在公开化，经济界急着修复关系，高市却在用对外强硬巩固权力。两条路线之间的张力，正在撕扯日本的对华政策。
王毅在这次会谈中把中日关系的病灶诊断得很清楚：当前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中日关系已经偏离了正常轨道，而偏离的原因日方心里有数。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你把地基刨了，上面建再高的经贸大楼也得塌。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不是可以拿来讨价还价的筹码。
中方的态度一贯而明确：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但对话不能建立在政治基础被破坏的前提上。日方若真想打破僵局，就必须拿出实际行动纠正错误言行，回到四个政治文件的轨道上来。什么时候迈出这一步，球在东京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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