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授衔活动结束后，许世友在会场外拦住了于得水，张口便问：“你怎么只是大校？”这位胶东军区的老司令显然动了真火，认定老战友的军衔低了，非要替他找人评理。
于得水没有争辩，只是笑着劝道：“军衔高低，不影响干革命。”许世友却仍然不服。在他的记忆里，这个胶东汉子早年打仗敢冲敢拼，战功并不逊于许多高级将领，授予大校，实在让他意外。
两人的交情，不是从一张任命书开始的，而是在枪林弹雨中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于得水早年活动在胶东地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昆嵛山一带的抗日武装，凭借熟悉地形、行动果断，逐渐成为部队骨干。胶东沿海村庄密集、山地纵横，日伪军据点分散，这种环境既适合游击，也考验指挥员的判断。
1938年，部队接到袭扰烟台、牵制敌军的任务。于得水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把目标放在敌军警察机构等关键位置，利用夜色和爆炸制造混乱。敌军急于增援，各处兵力彼此牵制，原本严密的防线很快出现漏洞。部队完成任务后迅速撤离，没有给敌人留下追击机会。
这类作战看似规模不大，却很有价值。它不在于占领多少土地，而在于让敌人无法安稳控制据点，为根据地争取活动空间。于得水后来担任团级指挥员，也多次采用设伏、截击和突然转移的办法，打击敌军运输线。
1939年，他率部参加伏击作战。面对兵力占优的对手，于得水没有急着出击，而是先利用道路、村落和地形分割敌军。等敌人进入预定区域，部队从侧翼切断其联系，集中力量攻击运输部队。战斗结束后，缴获的物资被用于补充部队，减轻了根据地的供应压力。
遗憾的是，长期在前线奔波，于得水多次负伤。伤势使他无法始终保持一线作战状态，组织上便安排他承担军区工作。对一名习惯冲在前面的指挥员来说，这种调整并不轻松，但战争不仅需要冲锋，也需要组织、供给和协调。
1943年，许世友到胶东军区任司令员，于得水则在军区担任重要职务。两人真正熟悉起来，正是在这一时期。许世友早就听过于得水的名字，见面后发现，这位老部下不仅能打仗，还练过武术，性情直爽，和自己颇为相投。
军中有人回忆，两人相处并不拘谨，谈到武艺时还曾互相切磋。这样的较量没有输赢，却让彼此多了一层了解。许世友看重的，正是于得水身上那股敢担责任、敢扛风险的劲头。
有一次，于得水在游击行动中负伤，暂时隐蔽在一处民房。许世友得知消息后，带人前去查看。枪声突然从远处传来，敌人似乎已经发现了踪迹，于得水立即催促：“司令，赶紧撤，别管我！”
许世友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让战士抬着伤员转移。于得水虽然伤重，头脑依旧清醒，凭借对附近村庄和道路的熟悉，带着队伍绕开敌军搜索。途中几次与敌人相距不远，队伍最终还是安全脱险。
这件事对许世友触动很深。于得水救过他的性命，许世友也不曾把负伤的老战友当成累赘。共同经历过险境，感情自然不同于一般的上下级关系。也正因为如此，1955年授衔时，许世友才会替于得水抱不平。
不过，军衔评定并不是只看战场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实行正规化建设，授衔需要综合考察革命资历、任职经历、现任职务、身体状况以及长期工作表现。于得水在战争年代留下不少伤病，1949年以后又较多负责后勤和军区事务，工作重点已经从一线作战转向保障建设。
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贡献被忽视。后勤部门看不见硝烟，却关系到部队能否训练、转移和作战。粮秣、被装、运输、伤员安置，每一项都不能出差错。于得水把曾经用于战场的果断和坚韧，转到了另一处岗位上。
许世友后来明白，军衔评定有完整依据，并非谁替谁争几句就能改变。于得水本人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接受大校军衔，继续处理军区事务，与部队官兵保持联系。对这位从胶东战火中走出来的将领而言，肩章上的星数有明确含义，但不能替代多年承担过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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