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0日，德国同时举行两场重量级州级选举，结果给柏林和布鲁塞尔都出了一道难题，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德国选择党AfD以38%左右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
同一天的柏林州选举，左翼党以25.3%跃居第一，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则在两个地方同时遭受重挫。再往前推两周，9月6日，AfD刚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赢得39个议席，距离单独过半只差3席。
真正共同的变化，是过去长期占据政治中心的传统大党正在同时被左右两侧挤压。而就在德国国内发生这种变化时，欧盟还在继续推动“Made in EU”、供应链本地化以及针对中国竞争的产业政策。
两条线放在一起看，欧洲未来真正难处理的，也许不只是外部竞争，而是成员国内部越来越难形成统一的政治和经济共识。
9月6日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是今年德国政治最受关注的节点之一。AfD以接近44%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最终获得83席中的39席，虽然没有达到42席这一绝对多数门槛，但距离单独控制州议会已经非常接近。
第二天，默茨明确表示基民盟仍不会与AfD合作，同时承认这次选举结果让自己的政党受到“根本性震动”。
两周后的9月20日，类似场景又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上演。AfD拿下约38.3%，成为第一大党；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只有4.9%，甚至跌破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门槛，创下这个传统大党战后最差的州级选举成绩。
默茨本人把结果形容为一场“灾难”，但同时表示不会辞职，将继续推进税收、养老金和经济改革。
AfD即便拿到最多选票，也不等于自动掌权，因为德国其他主流政党至今仍维持不与AfD合作的“防火墙”。但随着AfD的席位越来越多，传统政党要绕开它组建政府，就不得不拉更多政党进入联盟，组阁成本自然越来越高。
过去德国政治最稳定的地方，就是大党之间能够相对容易地组织多数；现在最明显的变化，则是这种稳定正在变贵。
更有意思的是柏林，9月20日，柏林州选举真正拿下第一的是左翼党，得票率25.3%，基民盟只有19%，AfD则升至约16%。这说明德国现在面对的并不是简单的“全国向右”，而是传统政治中心同时从两个方向流失选票。
为什么传统大党会在不同地区同时失血？如果只拿移民、民族主义或者左右意识形态解释，其实远远不够。
路透社对这几场选举的分析反复提到一个共同背景，德国经济增长乏力、工业岗位承压、能源和生活成本偏高，加上养老金、税收改革等议题，让大量选民对联邦政府的治理效果产生不满。
在东部州，AfD把移民、俄罗斯能源、乌克兰政策和经济压力绑在一起讲；到了柏林，左翼党抓的却是房租和住房成本。两边开出的“药方”完全不同，可它们能够同时吸走传统政党的选票，说明不少选民真正不满意的是现状本身。柏林左翼党就是靠住房问题扩大支持，提出限制房地产投机、推进住房
公共化，而AfD则在东部强调恢复廉价能源和削减对外支出。传统政治中心过去用来维持支持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治理可信度，正在受到更大压力。
这也是默茨最麻烦的地方，他是传统保守派，与AfD在欧盟、俄罗斯、乌克兰、安全政策等重大方向上存在明显区别，也一直拒绝同AfD结盟。
但当经济增长、工业竞争力和生活成本变成选民最直接的问题以后，不论传统保守派还是反建制政党，都不得不围绕“德国自己的利益到底放在哪里”重新回答问题。
就在德国政坛因为这些问题重新洗牌时，欧盟对外产业政策也在加速。
9月22日，欧盟正在推进的《工业加速器法案》再次成为欧洲讨论焦点。这套政策核心就是“Made in EU”，未来公共采购、政府补贴以及部分战略产业项目，要更多使用欧洲制造的产品。政策目标很明确，就是降低欧洲在关键供应链上对外国、特别是中国供应商的依赖。
默茨此前已经对过于刚性的“欧洲优先”规则表达谨慎，德国经济政策的基本诉求仍然包括减少监管、维持自由贸易以及提高企业竞争力。
2026年2月，他参加欧洲工业峰会时就明确强调，欧洲需要减少官僚主义、强化单一市场和自由贸易。
2026年2月25日至26日访华时，这种现实主义就更加明显。默茨带了30人的德国商业代表团访华，并公开表示德国希望与中国保持尽可能“开放、公平、自由”的贸易关系，还说德中经济交流对双方繁荣都很重要。德国政府给这次访问定下的基调甚至直接写着，“我们希望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
布鲁塞尔站在整个欧盟角度，要考虑产业安全和供应链自主；德国汽车、机械、化工企业却要面对每天的订单、成本和海外市场。如果为了“欧洲制造”把供应链迅速切开，成本最后还是会落到企业身上。
9月13日公布的一项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显示，2026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加约三分之一，而对美国投资则明显下降。
在欧洲政治层面不断讨论“降低中国风险”的同时，一部分德国企业做出的现实选择却是继续增加在华投资。
中国既是一个巨大市场，也是汽车、机械、化工、新能源和智能制造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之一。德国企业如果退出，失去的不只是销量，还可能是技术迭代和产业竞争的信息。对于德国工业而言，“减少依赖”和“不能失去中国市场”本来就是同时存在的两个目标。
默茨一方面强调竞争公平、供应链安全和中国企业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明确要求继续合作、扩大市场准入。德国政府面对的本质问题，是怎样在产业安全和企业现实利益之间找到平衡。
欧盟越是把对华产业政策做成统一规则，各成员国国内就越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了共同战略，自己的企业愿意承担多少成本？对于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中东欧国家，这个答案显然不会永远完全一致。
2026年2月24日，AfD联邦议院党团成员公开提出“中国不是敌人，而是伙伴”，并引用2025年中德贸易额2518亿欧元的数据，强调中国重新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到了7月9日，AfD党团又提出“避免与中国打贸易战”，批评欧盟依靠关税解决产业竞争问题。
AfD自己的表态同样强调中国制造业竞争、所谓产能过剩以及德国中小企业保护问题。它希望扩大合作的出发点，本质还是“德国利益优先”，而不是在政治理念上向中国靠近。
默茨和AfD在政治制度、欧洲一体化、俄罗斯、安全政策上差异巨大，可在一个问题上都不得不面对相同现实，德国是出口型工业大国，中国市场规模摆在那里，完全脱离中国的经济成本非常高。
所以说中国的市场规模、产业链完整程度和制造业竞争力，使得任何认真考虑德国工业利益的政府，都很难绕开对华合作。
德国是欧洲最大经济体，也是欧盟工业、财政和安全政策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如果德国国内政治长期稳定，布鲁塞尔制定共同路线相对容易；可一旦德国政治碎片化加剧，成员国利益与欧盟整体政策之间的协调成本就会迅速上升。
目前真正值得注意的，就是几条线同时出现，AfD在东部连续拿到州级第一，左翼党又在柏林扩大影响，基民盟和社民党这些传统大党被两端挤压；德国企业仍在增加对华投资；欧盟却不断强化“欧洲制造”和供应链自主。
未来无论默茨继续推进改革，还是AfD、左翼党等力量进一步扩大支持，德国政治都必须更多回应本国选民对能源、住房、养老金、工业岗位和生活成本的诉求。
在这种情况下，布鲁塞尔想推动统一的对华产业政策，难度只会比过去更高。
德国9月以来连续发生的选举变化提醒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外部竞争可以靠政策应对，内部共识一旦松动，却不是加几道关税就能解决。
AfD在两个东部州跃居第一，左翼党又在柏林扩张，真正共同受到挤压的是德国传统政治中心；德国企业仍在增加对华投资，柏林也不愿轻易放弃开放贸易。
欧洲未来真正难处理的，不是谁对中国说得更强硬，而是成员国自己的经济利益、选民压力和布鲁塞尔统一路线还能不能长期保持同一个方向。内部政治如果继续碎片化，这种协调成本只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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