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与谭力夫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文化大革命”中的血统论之争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4期（下）
作者：杨秀春
目录：
️一、一副对联：“鬼见愁”对联
️二、一个讲话：谭力夫的讲话
️三、一个声音：遇罗克等对血统论的批判
️四、一只黑手：中央文革对血统论态度的阴晴变化
️五、一个结局：共同的悲剧命运
️六、一脉相承：血统论下的一代青年
️七、一点思考：血统论为何长盛不衰
摘要：“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副号称“鬼见愁”的血统论对联,围绕这副对联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血统论在“文革”中如山洪暴发并不是偶然的,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认为血统有优劣之分，由此决定人们的贤愚贵贱的观点，称为血统论。血统论从人的家庭出身来判断其政治态度并决定其社会地位，用生物现象解释社会现象，用生物学原理判定社会问题。血统论也即唯出身论。1957年以后，国内政治形势日益“左”倾，党的阶级路线逐渐演变成“唯成分论”的路线，家庭出身，即父辈、祖父辈的阶级成分越来越大的决定了个人的命运。血统论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爆发。在长达十年的“文革”中，血统论之争只不过是极短暂的一瞬，然而，血统论的影响却是长期而深刻的，有关这场争论的许多问题也是引人深思的。
一.一副对联：“鬼见愁”对联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成为急先锋，运动风起云涌。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出身于干部家庭的学生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这副对联号称“鬼见愁”，成为血统论最形象、最有煽动力的口号。对联贴出后，随即被传抄转贴到了北大、清华和人大等北京的主要高等院校，一时围绕着这副对联，在北京各大、中学的红卫兵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均被卷入。
这副对联一抛出，血统论即肆虐全国。
8月上、中旬，出现了《鬼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副对联，只是将横批改为“鬼见愁”，末尾加上一句：“滚、滚、滚、滚他妈的蛋！”出身好的红卫兵出于强烈的“阶级感情”，制造红色恐怖，其中，以中学红卫兵最甚。他们将那些出身非“红五类”家庭的学生斥为“狗崽子”，剥夺了戴毛主席像章、唱毛主席语录歌、参加红卫兵组织的权利。
二、一个讲话：谭力夫的讲话
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
“鬼见愁”对联出笼后，这位修养颇深的大学生对之进行了一番升华，使之更具有了理论色彩。谭力夫很快成为宣扬血统论的核心人物。
8月12日，谭力夫与人合作，写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这副对联“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条”。8月20日，谭力夫又在本校的辩论会上做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发言，他在讲话中说：“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说起阶级路线，我们是既得利益者，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这就叫阶级烙印。”“心中要有一个敌字，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就是刺刀见红，无产阶级天下坐定了。”谭力夫这篇长达数十分钟的讲话，引起了震动，并迅速在全北京市乃至全国流传，以出身定一切的歪风越刮越凶，上火车、汽车要报成分，进商店、医院要报出身，出差、住旅社对成分的要求更加严格。
三、一个声音：遇罗克等对血统论的批判
从中学开始就深受血统论阶级路线伤害的遇罗克，很早就开始思考着社会现实问题，当时血统论的疯狂形势促使他迅速站到斗争的最前列。他先后写了一系列文章投入这场争论，其中《出身论》是当时系统批判血统论最有力的檄文。
《出身论》指出，“鬼见愁”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一切。实践恰好得出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因为每个人都是“稍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具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治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出身论》还批驳了“出身即成分论”，指出：“出身和成分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出身是指父辈的身份地位，成分则指个人经历或现在的职业。“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而“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
四、一只黑手：中央文革对血统论态度的阴晴变化
江青、陈伯达等人最初是支持血统论的。红卫兵诞生以后，江青曾亲手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和信件转给毛主席。对联问世后他们对血统论的态度逐渐有了变化。
1966年8月2日清晨，陈伯达在接见对于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建议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8月4日，江青在北大给红卫兵讲话时针对对联说：
“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高干子女的血统未必高贵。他说：“高干子女有很多是好的比较好的，在群众的大风大浪中锻炼，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义道路。”10月24日，戚本禹在接见云南学生代表的讲话中明确说：“我们认为谭力夫的讲话是毒草，不是毛泽东思想，他的精神是反对‘十六条’。”
随着中央文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血统论，红卫兵运动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庭出身已不再成为障碍，许多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有了登台的机会，他们有了串联、读毛选、读毛主席语录的权利，很多造反派组织在批判血统论的过程中产生。
《鬼见愁》歌曲也有了相应的更新版本：“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唱完后还要高呼几句“谁要反对毛主席就滚他妈的蛋！就罢他娘的官！”有的还加上“叫他永世不得把身翻！”或者“把他脑袋（或狗头）砸个稀巴烂！“歌中已看不到高干子弟引以为豪的血统论的痕迹。而被中央文革抛弃的老红卫兵已是江河日下，并不断受到中央文革一伙人的打击。
中央文革对血统论态度的变化完全取决于夺权形势的变化。文革初期在血统论思想指导下开始的红卫兵运动，符合中央文革一伙人“越乱越好，趁乱夺权”的要求，所以支持。对联的出现妨碍了他们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妨碍了他们夺权，所以批判。更何况，在“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的中央领导人都不可能从思想上彻底批判血统论，以至于血统论与《出身论》都被打倒，受到的却是程度截然不同的打击。
五、一个结局：共同的悲剧命运
1、批判”血统论：谭力夫的命运。中央文革在与其新的依靠力量造反派的通力合作下，对血统论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批判，主要就是对老红卫兵的批斗和打击。血统论的核心人物谭力夫在发表了“8•20”讲话后，多次被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各种场合不点名批判。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投进了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总希望发现一点谭力夫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之间蛛丝马迹的联系，借以将他们指控为“血统论”的总后台，继而彻底打倒。然而谭力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所以没有提供任何证词。1967年5月29日，经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多次交涉，谭力夫被释放出狱。
2、否定“出身论”：遇罗克的结局。遇罗克及其《出身论》是在中央文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间隙出场的，但他可以讲话的时间并不长，到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讲话，宣布《出身论》是反动的。他说《出身论》“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B。遇罗克五次上书……申辩石沉大海。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投进了监狱。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六、一脉相承：血统论下的一代青年
争论结束了，但血统论余波却深深影响了当时的一代青年。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中指出阶级敌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的子女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提法似乎减轻了这些人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压抑和歧视，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没有变，因而在具体落实政策的过程中，这反而成了他们更受歧视的贱民标记。首先在划分“可教子女”的范围时，许多地方对知青的出身查三代、查四代，相当一部分响当当红五类子弟的知青成了地主出身、富农出身，许多下乡知青受到血统论的株连。可教子女被认为“从根上就不好，再教育也是白搭！”
与农村中的四类分子一视同仁，该表扬的不表扬，同工不同酬，被剥夺了参与学习文件和参加民兵的资格，入党、提干更是难上加难。招工、招生时，出身不好的自然成为淘汰对象。这些“可教子女”背着沉重的包袱，感到前途暗淡，很多人开始走向堕落。
七、一点思考：血统论为何长盛不衰
泛滥一时的血统论已经日渐淡出我们的记忆。但其泛滥的原因及其引发的许多问题却仍值得我们深思。
1、封建残余的影响。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国家，广大农村落后的手工劳动、狭小的生活范围、盘根错节是血缘亲属关系，低下的教育水平，封建专制主义笼罩下异常发达的株连、连坐制度的影响，都为血统论的存在提供了条件，要彻底肃清这种封建残余的影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加上我党也未很好地从思想上彻底肃清这些固着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残渣，血统论就在气候适宜时就会出现并如洪水泛滥。
2、政治环境的因素。随着“左”的思想的逐渐盛行，阶级及阶级斗争的观点逐步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学校招生从1957年起，工农和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比例逐渐上升，人为的红五类和黑五类或黑七类之间的鸿沟逐渐扩大。
其时，中国的公民、青少年乃至儿童，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成三六九等，在诸如参加政治组织、评选模范、就业、参军，尤其是在升学等问题上，人们因为血统的优劣而受到不同的待遇。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特定方式为血统论的泛起提供了直接动因。在“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个接一个激进的政治口号下，面对日益无法理解、难以捉摸的政治大风暴，红卫兵搬出了血统论，继而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
3、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而且用封建的血统论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用落后的东西反先进的东西，这种矛盾不言自明，因而也就只能造成一片混乱，到后来连毛泽东自己也对这种局面的收场显得力不从心。
我们现在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涉及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所以今天对“文革”时期出现的血统论有关问题进行反思，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注释：
①①“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载http://www.CHI-NA2050.com, 2002年8月17日。
②④⑤⑥1徐 晓、丁 东、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169、6~7、9、11、399~400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③谭力夫：“在8.20辩论会上的发言”，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印发。
⑦⑧10吴过：全景式纪实文学《红卫兵档案》，电子图书。
⑨转引自向东辉：“高干子女的特权思想与资本主义复辟”，见《春雷》砸烂干部子女集中制、批判”联动”思潮专刊续编，首都八一学校东方红公社主办196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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