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北京，中组部工作人员与熊向晖谈话时，向他传达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安排：中央决定让他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此时的熊向晖，刚离开调查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岗位，本已打算退下来，整理材料，安静度日。

消息的背后，还有一段插曲。叶剑英、聂荣臻得知熊向晖准备退休后，向中央提出意见：这位老同志有才干，在同辈干部中还算年轻，不能过早离开工作岗位。意见被采纳，熊向晖于10月9日出任中信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荣毅仁很快亲自打电话给他：“中央已经决定，请你来领导中信。”熊向晖虽与荣毅仁相识，但仍感到突然。毕竟，中信成立时间不长，业务却已迅速扩展，机构定位、人员编制以及同有关部门的关系，都存在不少问题。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机构精简。中信原定编制只有60人，实际人员却达到206人，成了名副其实的“超编户”。熊向晖没有急着裁减，而是先查清原因。他发现，中信最初被赋予的任务是“拾遗补阙”，后来承担的业务不断增多，原有定位已经无法覆盖实际工作。

他与荣毅仁反复商量，决定把公司的任务和权限讲清楚，再向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熊向晖还提出，人员先冻结，争取将编制扩大到800人。荣毅仁有些顾虑：“眼下正在精简机构，扩大编制是否合适？”

熊向晖随即把方案调整为500人。经过国务院召集有关部门研究，最终确定中信编制为400人。这个数字并非简单照搬，而是根据业务需要和机构改革要求反复权衡的结果。短短数月，他做的不是日常管理，而是在为一家新型企业寻找能够长期运行的制度位置。

有意思的是，熊向晖在中信工作不到一年，又一次提出退下来的请求。1983年6月9日，他向中央递交报告，希望把精力放在整理回忆材料上。6月13日，荣毅仁致信国务院总理，说明熊向晖熟悉涉外工作，掌握政策，近九个月来贡献很大，请求不要批准他离休。

这次挽留，说明熊向晖的价值并不只在经历传奇，更在于能把复杂事务化解成可执行的办法。1985年8月，他辞去中信党组书记职务，仍担任副董事长，直到1989年1月。

他的谨慎与果断，早在战争年代便受到考验。1919年出生于山东掖县的熊向晖，后来考入清华大学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他按照组织安排进入胡宗南系统，长期保持公开身份，不能急于暴露，也不能轻易表现出鲜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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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曾通过董必武向他交代原则：耐心等待，甘当“闲棋冷子”；适应复杂环境，但不能随波逐流；处事要谨慎，遇到危险又不能畏缩。这几句话，后来几乎贯穿了熊向晖十多年的秘密工作。

胡宗南曾让特务伪造匿名信，诬称熊向晖是“匪谍”，并故意拿给他看。熊向晖没有慌乱，反而拍桌质问，表示要向胡宗南辞职。对方见状赶忙解释，说只是提醒他提防诬陷。表面看，这是一次争执，实质上却是心理较量。过分软弱会引起怀疑，过分强硬同样危险，熊向晖把分寸拿捏得极准。

1946年6月，他准备赴美留学，在南京办理手续。周恩来一次前往南京时，发现记有熊向晖住址的小本子遗失，后来虽被送回，但其中内容很可能已经被拍照。周恩来立即判断情况有变，安排熊向晖暂避上海半个月。正是这种对细节的敏感，使许多险情没有发展成更大的危机。

1949年11月，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才在中南海勤政殿公开。当张治中等人见到他时十分惊讶，周恩来笑着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这句话点明了熊向晖特殊的工作性质：他并非后来才改变立场，而是早已在另一条战线上履行职责。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长期从事外交和统战工作。1961年英国蒙哥马利访华期间，他负责接待。汇报时，他讲到自己曾用英国女王作比喻，回应对方对中国文艺节目中女性人物的看法。周恩来听后提醒：“求同存异，不能靠讽刺挖苦取胜。”

紧接着，周恩来又查看第二天的节目单，发现其中还有女性将领题材，便立即建议调整节目，增加杂技、口技和“抢椅子”。连节目效果和宾客兴趣都考虑到，这种细致作风给熊向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秘密战线到外交岗位，再到中信公司的实际管理，熊向晖始终面对同一个问题：怎样在复杂局面中守住原则，又把事情办成。叶剑英、聂荣臻当年不愿让他过早退休，正是看中了这种难得的判断力与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