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6日上午，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内，周恩来邀请黄炎培、何香凝、司徒美堂、马寅初、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共同商量一个看似细小、实则关系重大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是否还要加上“中华民国”的简称。
距离开国大典只剩几天，国家名称已经写进筹备文件，可这个括号究竟留不留，仍没有定论。它牵动的并不只是文字习惯，还涉及新政权与辛亥革命、旧政权以及中国近代政治传统之间，究竟应当怎样衔接。
国号的变化，早在1948年就埋下了伏笔。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积极响应。毛泽东在相关电文中提出，未来国家可以称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称包含了几个明确指向：国家属于人民，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形式采用共和，且要保持中华民族的统一。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使用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称呼，并提出要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此后，这个名称一度出现在一些文件和讲话中，似乎已经成为既定方案。
有意思的是，名称越庄重，越需要推敲。张奚若认为，“人民”和“民主”在国号中表达的意思有所重合，名称过长，不利于使用。他主张删去“民主”二字，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意见很快得到重视。毛泽东听取后表示赞同，周恩来也从政治含义和文字习惯上作了解释：旧中国所说的民主，属于旧式民主；新国家要实行的是人民民主。既然国体是共和国，国号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更简洁，也更准确。
名称确定后，新的争议又出现了。
当时有人主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保留括号，写上“简称：中华民国”。这种想法并非没有依据。中国革命并不是把中国这个国家推倒重来，而是要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的人民政权。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立共和，其历史功绩也得到共产党人的肯定。
从这个角度看，沿用“中华民国”四个字，似乎可以表示对辛亥革命历史的承接。尤其在许多普通百姓的生活中，这个称呼已经使用多年，骤然取消，是否会造成理解上的不便，也被一些人认真考虑。
毛泽东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支持过这种思路。新政权取代的是旧政府，而不是另造一个与中国历史割裂的国家。保留简称，带有承接历史、团结各方的意味。
反对者同样有充分理由。“中华民国”在名义上属于共和，在实际政治中却长期被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和官僚资本所遮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未能解决土地、民生和腐败问题，内战又使社会陷入更深的困境。对许多民众来说，这四个字已经和贫困、压迫、失望联系在一起。
周恩来在座谈时，便把问题直接摆了出来：“国号后面要不要加这个简称，还请各位前辈直抒己见。”
黄炎培倾向于暂时保留。他认为百姓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若能过几年再取消，或许更加稳妥。何香凝也提到，“中华民国”曾是孙中山等人以牺牲换来的名称，完全抛开，似乎显得过于决绝。
但周致祥持相反看法。他认为，群众熟悉这个名称，并不代表对它抱有好感。长期的政治压迫，已经使这块招牌失去了原有意义，继续保留反而容易造成混淆。
真正改变现场气氛的，是司徒美堂的发言。这位参加过辛亥革命、长期支持孙中山的华侨领袖，态度十分鲜明。他说：“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如今这个名称已经被旧政府败坏了，不能因为有过光荣历史，就把现实中的污点一并带进新国家。”
司徒美堂还说，新的革命目标与辛亥革命并不相同，建立的应当是一个由人民掌握政权的共和国，名称必须清楚、完整，不能给人留下新旧政权混同的印象。
这番话得到不少与会者赞同。法律和文字方面的意见也认为，正式国号不宜再附加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旧称。经过讨论，会议形成了倾向明确的意见：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完整国号，不再保留“中华民国”简称。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号等重要事项。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那一刻起，经过反复斟酌的名称，正式成为新国家的庄严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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