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这些年一直有个困惑解不开，几十万有着日本血统的人，在日本政府的安排下“回到”了日本，却始终不肯把自己当成日本人。
这些人分两类，一类是战后被遗弃在中国东北的日本遗孤，另一类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巴西“回归”日本的日裔。他们的血管里流着日本人的血，面容上和日本人没什么区别，可他们就是不认日本。要弄明白这件事，得从他们各自走过的路说起。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关东军仓皇撤退，东北各地的开拓团民被扔在了原地。日本政府当时定下了一个政策，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实际上就是弃民。在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摧残下，大批儿童在逃亡途中死亡，活下来的不少跟家人失散，或者父母已经死了，成了孤儿。
中国老百姓自己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但看到这些孩子，还是把他们领回了家。战后中国家庭收养的日本遗孤，总数在四千人以上，九成以上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黑龙江省最多，光是哈尔滨及各县就有八百多人，牡丹江有近三百人，整个黑龙江地区可能超过两千人。
这些养父母不是什么有钱人。他们自己吃着窝头咸菜，把省下来的粮食喂给这些日本孩子。遗孤杜冬梅被收养的时候患有淋巴结核，下巴淌着脓，养父母一次次带她看病，供她上了大学。
她后来说，没有养父母的爱，她早就死了。遗孤大原朋二四岁被中国妈妈收养，直到四十多岁才返回日本。他后来对着镜头说了一句话：“在中国的孤儿不孤，回到日本却成了孤家寡人。”
1981年，日本政府开始组织遗孤赴日寻亲。到2000年，前后组织了31批寻亲团，两千一百多人赴日，其中六百多人找到了在日本的亲属。找到亲属的遗孤陆续回到日本定居，日本官方登记在册的残留孤儿总共两千八百多人，身份查明的有一千二百多人，加上家属，永住回国的人数在两万左右。
可回到日本之后，日子并不好过。
遗孤们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说的是中国话，吃的是中国饭，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全是中国式的。到了日本，语言不通是第一道坎。遗孤们大多年纪不小了，学日语很吃力，很多人只能做最底层的体力活。
日本政府给他们的生活保护金很少，加上他们在日本工龄短，没有缴纳国民年金，退休之后领不到养老金，只能靠微薄的生活保护金过日子。
更让遗孤们难受的是亲属的态度。有些遗孤找到亲生父母或者兄弟姐妹之后，对方并不欢迎他们回来，觉得他们是负担。六百名战争孤儿曾经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赔偿两百亿日元，理由就是日本政府的政策让他们回国后生活困难重重，难以自立。官司打了多年，结果并不理想。
遗孤徐燕说过一句话：“我从来没去过日本，我就是中国人。”这话听着简单，但她说的是实话。她从小在中国长大，养父母把她当亲生孩子养，周围的人没有因为她是日本人的孩子就另眼相看。她认的是中国，不是日本。
巴西的日裔是另一条路径，1908年，第一艘日本移民船“笠户丸”载着七百多人抵达巴西桑托斯港，从那以后，日本开始有计划地向巴西移民。到后来，巴西的日裔人口达到约二百七十万，是全世界最大的日裔群体。
这些日裔在巴西扎下了根。他们种咖啡、种蔬菜、开商店、办工厂，几代人下来，不少人成了农场主、企业家、律师、医生，还有人当上了巴西的议员和政府部长。他们在巴西社会里站住了脚，过上了好日子。
但日本经济在八十年代腾飞之后，情况变了。巴西经济不景气，日裔们听说日本工资高、生活好，开始大批“回归”日本。到1998年，住在日本的南美日裔有二十七万多人，其中八成是巴西人。
可到了日本之后，他们发现自己跟日本社会格格不入。他们的日语不流利，行为举止是巴西式的，垃圾分类不懂，礼仪习惯不对。在日本当地人眼里，这些人长着日本人的脸，却不是日本人。
一个巴西日裔在调查中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日本人对待非日裔移民的态度，甚至比对待日裔还要好一些。
遗孤和巴西日裔有一个共同的遭遇：日本政府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把他们当成自己人。
对遗孤，日本政府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消极的。战后日本政府让开拓团民“定居当地”，等于放弃了这些人。
后来遗孤寻亲，日本政府的要求极为苛刻，必须找到近亲或者第三方担保人，承担归国费用和生活照顾的义务，条件严到很多人根本达不到。即便回到了日本，日本政府也没有在学习日语和就业方面提供足够的援助，遗孤们只能自生自灭。
对巴西日裔，日本政府的态度同样功利。日本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修改入管法，给日裔发放“定住者”签证，让他们来填补工厂里的空缺。可一旦经济不景气，日裔就成了最先被裁掉的那批人。日本社会对日裔巴西人的定位很清楚：你们是来干活的，不是来做日本人的。
日本政府一直抱着一种血统主义的观念，觉得只要有日本血统，就应该认同日本。可现实是，一个人在什么地方长大，说什么语言，吃什么饭，跟什么人一起生活，这些东西比血统重要得多。
遗孤池田澄江说过一句话，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对我们来说，日本是祖国，中国是故乡。”祖国是血统上的来处，故乡是感情上的归处。日本想不明白的就是这件事：血统可以决定你从哪里来，但决定不了你心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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