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杨勇，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率部冲锋的军长。特殊年代里，他被审查、关押，后来又被送到农场劳动。昔日部下不敢公开往来，亲属也只能靠几张极其简短的纸条，猜测他是否平安。
杨勇的纸条上没有解释，也没有诉苦，往往只有几个生活用品的名称：被子、脸盆，或是其他必需品。纸条交到家人手里，便成了全家最看重的消息。字越少，处境越令人揪心。
他并非没有人同情，只是当时人人自危，许多人即使心里清楚事情原委，也不敢靠近。杨勇在军队中威望很高，警卫员曾试图保护他，但面对上级压力，最终还是没能改变结果。
杨勇一生的性格，早在战场上便显露出来。1930年，17岁的他因父亲患病辍学，随即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不是一条安稳的路，而是一条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路。
红军时期，他先后担任政治指导员、营长等职，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1933年，他在战斗中头部负伤，子弹擦过头皮，留下约两厘米长的伤痕，那一处此后再也没有长出头发。
伤口还未痊愈，他又投入新的战斗。长征前后，为掩护部队转移，他在激战中腿部受伤，仍坚持指挥。另一次作战时，子弹从左腮射入、从嘴唇穿出，打掉了六颗牙齿。战友回忆，那时他满嘴是血，却没有离开指挥位置。
抗日战争中，杨勇的指挥风格逐渐成熟。1941年，他在鲁西作战时采用“围点打援”，表面围攻据点，实际集中兵力歼灭援军，连续挫败日伪军的扫荡。四天攻克三座城的战果，也是在复杂敌情下形成的。
解放战争初期，部队离开根据地向外线作战，后勤和群众基础都变得困难。杨勇却能把握敌军部署，善于选择薄弱环节，连续打出硬仗。九天九夜的激战中，部队歼敌上万，显示出他在攻坚和运动战方面的能力。
杨勇与杨得志的交情，也是在长期并肩作战中形成的。两人同属军中有名的“杨家将”，却并非靠称谓维系关系，而是共同经历过生死。平型关战斗以及此后的多次作战，使他们从战友变成了能够托付家人的兄弟。
1967年初，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被带走后，军队内部的紧张气氛明显加剧。杨勇很快受到冲击。有人连夜闯入他所在的住处，警卫员一度想从后门护送他离开，但最终还是被控制。
转移途中，车辆故意遮盖严密，还绕行北京街道，试图让他无法判断方位。有人质问：“你怎么知道到了哪里？”杨勇回答：“我长期负责北京的安全，熟悉地形，这是基本功。”一句话不长，却说明这位老将军即使身处困境，头脑仍然清醒。
后来，他被送到农场劳动。扛过机枪、指挥过大兵团的双手，又握起了锄头。体力活难不倒他，难受的是身份骤然改变：战场上的功劳无人提起，身上的伤疤也无人过问，昔日将军被当作普通被审查人员对待。
一次篮球活动中，杨勇腿部严重受伤。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周恩来得知后，设法将他送往北京治疗。住院期间，一名曾经跟随部队长征的卫生员前来探望，向他敬礼说：“您是我见过的最好军长。”说完便红着眼睛离开。
康复之后，杨勇暂时不宜继续留在北京。可离开北京并不难，难的是去哪里才安全。就在这时，杨得志伸出了手，对他说：“到我那里去，我保你平安。”
这句话的分量，旁人很难体会。那样的环境下，接纳一位受到审查的老战友，自己也可能被牵连。杨得志没有反复权衡，直接把杨勇安排到济南军区所属疗养地点，让他先把身体养好。
在青岛，杨勇一家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孩子们到海边捉螃蟹，大人谈起当年的战斗。海鲜吃多了，孩子们想吃饺子，杨勇便带着家人挖荠菜、和面、包饺子。这样的生活片段看似寻常，却是他多年戎马生涯中少有的安稳时光。
随着一批历史问题得到纠正，许多老干部陆续恢复工作。杨勇也重新回到军队岗位，先后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等职。对他来说，真正难熬的并不是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而是被迫沉默的那些年月；而杨得志那句“到我那里去”，成为低谷中最直接、也最见情分的一次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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