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张治中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重要协商。会议桌上摆着的，不只是一个名称，而是一个新政权准备以什么身份走向世界的问题。
国名看似几个字，分量却很重。它要说明国家属于谁，实行什么制度，也要体现摆脱旧王朝和外国支配后的政治选择。用得太简略，意思不完整；写得太繁琐，又不利于传播。代表们讨论时，考虑的正是这些问题。
当时曾出现过“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称设想。“中华”指向民族与地域，“人民”说明国家的主体，“民主”体现政治方向，“共和国”则表明国家政体。每个词都有来处，合在一起却显得稍长，含义也有交叉。
张治中没有从字面上争执，而是抓住了一个关键：既然已经有了“人民”二字，再把“民主”列入国名，是否会造成重复？他提出，可以删去“民主”，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据相关回忆，毛泽东听完后表示赞同。有人问：“删去民主，会不会让人误解新国家的性质？”张治中的回答很直接：“人民二字，本身就说明了国家站在谁一边。”
这并不是把民主放在一旁。恰恰相反，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人民”不是普通的群体称呼，而是具有明确政治内涵的概念。新中国要建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民主体现于人民参与国家治理，而不一定非要写进国名。
“共和国”也不是装饰性的词。它区别于传统王朝，意味着国家不再属于某个家族或个人。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人民和共同的政治组织，而非皇室血统。这样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八个字，既指出了民族归属，也交代了国家性质。
张治中的判断，与他的经历有直接关系。1890年，张治中出生于安徽巢县一个普通家庭，少年时期做过学徒，后来投身军旅。底层生活让他较早接触到民众的困苦，也使他明白，国家名称不能只供少数人欣赏，必须让普通百姓听得懂、认得清。
他曾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来任职于黄埔军校，与周恩来、恽代英等人有过共事和交往。北伐时期，他参与军政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又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和淞沪会战。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他率部抵抗日军，表现出较强的军事指挥能力。
张治中最受称道的，并非只在战场上的职务。他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多次主张减少内耗、避免冲突。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倾向于和平解决；抗战结束后，也反复呼吁两党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因此，人们称他为“和平将军”，这个称呼有其具体经历支撑。
1949年春，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到北平参加和谈。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后，他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在周恩来等人的劝说下留下来，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身份不同，却愿意参与新国家的讨论，这本身就说明他把民族前途看得很重。
有意思的是，张治中在国家象征问题上也敢于直言。国旗图案讨论时，他对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表示赞成，认为红色底面和五颗星的关系清楚，能够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国家名称与国旗图案，最终都走向了简明而鲜明的表达。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正式确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天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
此后，张治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务，继续参与国家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1969年4月6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那个曾经被删去的“民主”，并没有从新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消失；它被放进了国家制度、政权性质和人民权利的具体安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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