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27日，郑位三同志在北京病逝，享年73岁。
关于他的治丧活动，因“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横加阻挠而爆发了一场争执。时任中组部部长、开国少将郭玉峰发话说：郑位三死了，不必通知外地亲友，只在中组部的食堂开个追悼会就行了。
由于当时还处于“特殊时期”，因此其家属也是敢怒不敢言。他的老战友、开国上将王震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当即赶到中南海，将此事报告给了刚复出主持工作的邓小平。
邓公听后非常恼火，当场拍板：“郑位三的追悼会一定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我来主持，李先念致悼词。”
正是由于邓公的坚持，使郑位三同志追悼会的规格得以极大提高。尽管受限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对郑位三同志的评价仍比较低调，但这也是“特殊时期”一次非常隆重的追悼会了。
因考了前三名，他把名字改成了“立三”
时至今日，提起‘郑位三’的名字，许多读者或许会感到陌生，在诸多广为流传的革命人物叙事中，也很少出现他的身影。但回溯百年党史，郑位三绝对称得上是一位资历深厚、功绩斐然的重量级革命前辈。
1955年首次实行工资制时，经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准，他被定为行政三级，享受副国级待遇。
而鲜为人知的是，那时的他，已经离开军界多年，也没有任何实职。一位早早淡出军政一线、主动“退场”的老同志，凭什么能获得如此礼遇、享有如此崇高的职级待遇呢？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湖北红安人，1902年10月出生。
1918年，他考入湖北甲种工业学校时，因入学考试名列第三，于是索性改名“位三”。而也正是在武昌求学期间，他受到了共产党人肖楚女的指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他日后投身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
1922年夏，郑位三毕业后回乡教书，开办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青年夜校”等各种宣传组织，传播进步思想。1925年底，他正式入党，革命生涯自此翻开全新的一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迅速笼罩全国。当时，黄安的革命形势也极其严峻，中共黄安县委中的一些动摇分子先后离开革命阵营，县委常委中只剩下了郑位三一人。
在此情况下，他毅然挺身而出重建黄安县委，并喊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于当年9月组织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遗憾的是，郑位三为“黄麻起义”做了许多前期的准备工作，结果起义爆发时，他却病倒了。
1930年春，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郑位三历任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成为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时至今日，黄安（今红安）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
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岁月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撤。
危难之际，郑位三接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担。
他迅速拉起了一支5000余人的队伍。后来组建红25军，他又把这批一手拉起来的队伍分批补充给主力，可谓“要人给人，要枪给枪”，表现出了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崇高党性。
1933年，是鄂豫皖苏区斗争最残酷的时期，也是郑位三最悲痛的一年：当过乡苏维埃主席的父亲郑维翰藏身深山，浑身长满毒疮，病死山中；母亲由于饥饿，误食毒野菜中毒身亡；前妻曹梦云在“跑反”中冻死在山洞里，撇下只有七八岁的女儿，由当游击队员的二弟背着打游击。
他自己也染了一身疥疮，化脓溃烂，痛痒难熬，但仍拄着棍子和战士们钻山林，靠吃树皮、葛藤根充饥。
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仍鼓舞大家坚持战斗、永不放弃。在他身体力行的感召下，部队和群众的斗志不减，斗争情绪始终高涨。
不仅如此，他还在困境中不断总结经验，提出了建立“便衣队”的正确主张，并定下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的十六字方针，使便衣队不仅是游击小分队，又是一级没有挂牌子的苏维埃政府，后来一直沿用到抗战时期的敌后武工队。
1934年11月，郑位三出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
长征路上，他把生活用品一件件扔掉减重，但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却一件也没丢。行军期间，他也很少骑马，常常拄根木棍就跟连队一起走。战士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位老”——那年他才32岁。
进入陕南后，他接连起草了《什么是红军》《告国民党士兵书》《关于商业政策》等文件，亲笔签发“红军家属优待证”，把三块银元安家费送到战士家中。多年后，商县一位军属把珍藏的优待证寄到北京请他鉴定，他抱病回信：“优待证是我签的字，是真的……”
1935年7月，红25军主力北上，郑位三再次临危受命，留在陕南担任鄂豫陕特委书记。
面对敌人20多个团的“划区清剿”，他把留下的600余人合编为红74师，以“兜大圈子”的战法与敌周旋，接连打破了敌人三次“围攻”，取得了青铜关伏击战、攻占佛坪县城等战役战斗的胜利，还活捉了商州国民党督察专员汤有光，使西安之敌大为震动。
独立坚持斗争近2年时间，红74师从最初的600余人发展到了2000余人，西安事变爆发时，被编为留守兵团警卫四团，从此肩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贺老总曾评价道：“红74师能在陕南坚持近2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9年11月后，郑位三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第二师政委（师长张云逸）兼淮南区党委书记等职。
1943年，组织上决定由他出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第五师政委，但为了维护大局、平稳过渡，他到任后始终没有公开宣布任命，只是以华中局党代表的身份参与工作。
抗战胜利前夕，他当选为党的七大中央委员，后担任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与李先念率部在中原苦撑10个月之久，死死牵制国民党30万大军，为各解放区赢得宝贵时间。
1946年6月，“中原突围”前夕，中央考虑到郑位三体弱多病，于是安排他乘军调部的飞机去延安。但他谢绝了——大战在即，主将离开队伍会影响军心，坚持随部队行动。
他与李先念周密部署，率北路军抢在敌人总攻前跳出包围圈，胜利到达陕南。中原突围，就此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然而，连年的征战也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
1948年起，郑位三退出军界，此后未担任过具体职务。
副国级待遇的背后：300元津贴，一分没留给自己
1949年11月，郑位三参加完开国大典后，回到湖北武汉继续养病。但他却“休病不休闲”，始终心系党和人民的事业，一方面关注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另一方面深耕理论研究。
期间，他提出了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革命性强、联系群众、服从党的领导”。此外，他还‘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创办倾注了大量心血，该校先后招收4期学员，培养了1.5万名基层干部。
1955年，郑位三迁居北京。
同年8月，新中国首次实行工资制，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他被定为行政三级，享受副总理级待遇。
不过，他的待遇虽然很高，但日子过得却很清苦。每月300元的津贴，他全部用来接济老区困难群众和烈士后代，仅红安一县就有几百人受过接济。
养病20多年，郑位三写下了几千张卡片、几百万字的心得、文章和日记。他很早就提出“革命胜利后主要任务是建设”，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冒进始终反对……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后，郑位三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身心受到巨大折磨。1969年11月后，他先后被下放到吉林省四平市郊、河南省长葛县中组部的“五七干校”劳动。
年近古稀的他除了参加体力劳动外，还要自己拾柴、挑水、做饭，常常累得晕倒在厕所和路边。
即便如此，他还是托人给尚未被打倒的老干部捎话：“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生产！不抓生产，不搞建设，老百姓吃什么，用什么？”
1992年，正值位老90诞辰，中组部重新为他作出评价，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位老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从不居功自傲，一生光明磊落、克己奉公、坚持真理，始终坚守革命优良传统、永葆人民公仆本色。他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格，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仰和学习。
参考资料：
1.郑位三：鄂豫皖苏区的元老之一.苏振兰
2.郑位三后半生纪事.叶青 万庆平
3.郑位三遇事不盲从.鱼汲胜
4.郑位三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贡献.刘祚光
5.程子华，郭述申.德高望重的位三同志[J]. 湖北日报 ,1984-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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