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7日，北京，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薄一波面对144名委员，宣布了一个让会场意外的决定：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这不是临时起意。中顾委成立之初，就被赋予了明确的时间属性，它是干部队伍新老交替时期的过渡性机构，原则上存在十年，最多不超过十五年。此时十年期满，撤销已成为中央的既定安排。

会场上的反应却很强烈。有委员认为，许多老同志经验丰富，中顾委仍能发挥作用，似乎不必急于撤掉。薄一波没有回避意见，只是解释说，早在1990年，中央就提出过撤销设想，到了1992年，十年期限已经届满。

随后，他说出一句分量很重的话：“陈云主任，已经带头退出了。”

会场顿时安静下来。陈云当时人在上海，会议召开前，曾托陈丕显向薄一波转达意见：“十四大我退下来，反正我是不搞了。”作为中顾委主任，他并未把职务看成可以长期保留的凭借，而是主动服从了制度安排。

薄一波接着表态：“中央已经作了决定，只有执行。”这句话并不复杂，却点明了中顾委存在的根本逻辑：它的价值不在于形成另一个决策中心，而在于帮助新班子成长，等交接条件成熟，机构就应当退出。

中顾委的设立，源于干部队伍新老交替的现实需要。1979年，邓小平提出建立顾问制度，希望老干部继续发挥经验和监督作用，同时让更多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老同志退居顾问位置，不等于停止工作，而是改变工作方式。

1982年党的十二大，中顾委正式成立，共有172名委员，陈云担任主任，薄一波等担任副主任。委员在组织待遇上与中央委员相应，主要任务是向中央提出建议，协助了解情况，并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等工作。

但它从一开始就划定了边界。中顾委只有建议权，不能代替中央作出决策，也不能干预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薄一波曾要求，委员向中央提交报告后，不要催问处理情况，以免形成不必要的干扰。

这项规定看似细小，实际很关键。老干部威望高、经验多，如果机构权责模糊，顾问很容易变成实际上的决策者。中顾委要发挥作用，必须既能说话，又不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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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主持日常工作时，反复强调“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中顾委可以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却不宜包办具体事务，更不能把过渡性机构办成长期存在的权力层级。

有意思的是，陈云在中顾委任内并不频繁出席会议，常务会议也只召开过一次。但这并不代表他不关心国家大事。1988年，面对物价连续上涨的设想，他曾追问：“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他认为，数字背后是普通家庭的生活压力，经济政策不能只看账面。

陈云尤其重视农业和粮食问题。他多次指出，中国人口多、土地少，粮食增产并不容易，科学研究必须把提高粮食产量放在重要位置。这些意见，正是顾问制度所期待的作用：不直接拍板，却在关键处提醒风险。

陈云与薄一波的合作，早在延安时期便已开始。1943年11月，薄一波从太岳根据地到达延安，第一次见到陈云。两人后来在工作中逐渐熟悉，形成了务实、谨慎而彼此信任的合作关系。

1949年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一个负责把握大政方针，一个承担大量具体工作。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中，两人配合紧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秩序因此较快稳定下来。

这种工作方式延续到了中顾委。陈云负责把握原则，薄一波承担日常协调；遇到重大问题，两人都重视调查和集体讨论，而不是凭个人威望处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撤销中顾委的态度能够保持一致。

1992年10月9日，薄一波主持中顾委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向党的十四大提交的工作报告。10月18日，党的十四大同意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一个完成历史任务的机构，就这样按原定方向退出了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