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城市财经团队出品
01
广州人口，京沪化了
上个月，我连续写了两篇研究一线城市人口的文章，一篇是整体研究分析，另一篇是定点分析了深圳。
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过去五年京沪人口整体下降，趋势则由之前核心区减少外围区增加演变成了核心区外围区均在减少。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各城市统计局
广深人口整体仍在快速增加，增量始终位居全国前列。但差异化已经出现。
体现在于，之前广州核心区外围区人口都在增加，过去五年核心区基本都在减少，外围区仍在增加。
而深圳依旧延续着核心区外围区人口红利通吃的节奏。
第二，深圳11个区（含深汕合作区）中，罗湖区成为过去五年唯一人口减少的区，也是核心区中唯一人口减少的区。
这篇文章，定点分析广州。
先看七普时期的数据。七普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广州常住人口增加了597.7万人，年均增长60万人，增量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深圳。
但京沪化的苗头已经出现。
最直接的证据便是，核心区中已经有越秀区人口开始减少。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广州市统计局
而从过去五年的数据来看，京沪化就更加明显了。
广州核心四区中，只有天河人口仍在增加，海珠、荔湾、越秀均在减少。
核心四区过去五年合计减少了22.17万人。
广州过去五年整体增加的人口，基本集中在外围区，同时外围区还在容纳主城区外流的人口。
过去五年，外围区中除了白云、黄埔减少外，番禺、花都、南沙、从化、增城均在增加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广州市统计局
02
2022年是关键转折点
在分析深圳罗湖区为过去五年中深圳唯一人口减少的区的原因中，我强调过：
罗湖区的人口减少，主要集中在2022年，之后几年人口仍在增加，只是之后几年人口增量依旧没有抵消2022年的人口减少量。
2022年，是一个非常特殊年份，是黑天鹅盛行之年，是影响最深的年份。
在这种大背景下，当年东南沿海人口集体回流内地，于是出现了很多罕见现象：
罕见一，当年北上广深港五大一线城市常住人口集体减少。
罕见二，广东省、深圳市、广州市都出现了历史性的人口减少。
2022年广东省常住人口减少27.2万人、深圳减少1.98万人，广州减少7.65万人。
罕见三：整个粤港澳大湾区11座城市，当年仅珠海有增量，其余全部减少。
广州不少区的人口转变，就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发生的。比如越秀、海珠、天河的人口转变都是从2022年开始的。
荔湾则发生在2021年。
2022年，白云、黄埔、番禺、花都也出现了人口减少。那一年，只有南沙、从化、增城还在增加。
2023年黑天鹅结束之后，回流内地的人口重新回到沿海，广东、深圳、广州之后再度迎来人口快速增长。
广东省2023年常住人口增量全国第二，2024年重回第一，2025年继续第一。
深圳2023年常住人口增量全国第五，2024年全国第二，2025年重回全国第一。
广州2023年常住人口增量全国第八，2024年全国第三，2025年全国第三。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各城市统计局
这里插入一个问题，过去两年广州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为何人口增量依旧强悍？
其实不光广州，GDP过去两年时不时负增长的佛山，人口增量同样强悍。整个珠三角9市中，有6个城市登上了人口增量十强名单。
背后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人口流动的逻辑变了。
过去的人口迁移，叫“机会导向”。年轻人去大城市，是为了发财，为了逆天改命，为了阶层跃迁。
今天的人口迁移，越来越像“避险导向”。不是为了更好，而是为了不差。
在这一逻辑作用下，就业更多、收入更高的沿海，含金量仍在提升。内陆人口依旧在快速流向沿海。
当然，这一逻辑并不能解释水逆的广州、佛山为何人口逆势增加，毕竟沿海并不只有珠三角，还有长三角。
这就需要牵扯出第二个逻辑。
第二，相比于长三角，珠三角的生活成本更低。
长三角相比于珠三角，无论经济、产业、科技、金融，都在伯仲之间。
为何人口竞争力相差如此之大，去年长三角人口增量第一城，甚至都不如中山、惠州。
根本原因在于生活成本。
长三角和珠三角最大的区别在于：
前者追求秩序、美感与长期主义；后者强调效率、速度与现实回报。
前者更精致，后者更包容。
南京的规整，苏州的精致，无锡的宁静，再加上杭州的湖山气、上海的国际范，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化里最有“秩序感”的一极。
而珠三角，哪怕城市界面一流的广州、深圳，中心城区都穿插着数量庞大的城中村。
城中村成为了如今的大环境下，珠三角人口竞争力远胜于长三角的根本原因。
回到正题。
2022年之后广州人口继续增加之下，我们从各区人口数据那张表中可以看到：
2022年都没有出现人口下降的南沙、从化、增城，之后三年持续增加。
2022年出现人口减少的白云、黄埔、番禺、花都、天河，之后人口继续增加，只不过白云、黄埔过去三年的人口增量依旧没有填平2022年的人口减少量，所以呈现出过去五年人口增量依然为负的现状。
至于荔湾、越秀、海珠，过去五年人口呈现持续下降或震荡下降的明显趋势。
看完这些，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为何人口减少都是从核心区先开始的？
北京、上海如此，已经跟上脚步的广州如此，深圳也有了这个苗头。
03
人口减少，为何先从核心区开始
这个问题其实静下 心来想，并不复杂，可以归结为两大原因：
第一，核心区生活成本高，居住在外围区虽然增加了通勤时间，但一线城市的地铁拉近了时空距离。
一个城市发展初期，人口向中心集中，因为那里有更多工作机会、商业设施、学校、医院和交通资源。
交通、医疗、教育、产业、金融等资源汇聚，必然会抬高核心区的房价和租金，市场无形之手会将相当一部分就业群体的需求挡在核心区之外，引导到外围区。
而便捷的地铁，又会放大这个候鸟效应。
所谓候鸟效应，就是早上上班族坐地铁到中心区上班，晚上下班乘坐地铁返回到次外围区、外围区居住。
此外，随着一线外围区已经相当成熟。
以广州来说，广州外围的选择并不只有远郊，番禺有大学城、万博等就业和商业集聚区，白云拥有机场、商贸和交通枢纽资源，黄埔集中了大量产业园区。居住在外围，不再意味着必须每天跨越大半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因此，人口外迁不只是因为中心城区贵，更因为外围地区逐渐提供了可以替代的工作与生活组合。
这种情况，北京如此、上海如此、广州如此、深圳如此。
第二，外围区后来居上，承接了更多的产业。
之前分析深圳罗湖区为深圳过去五年唯一人口减少的区时，我强调过，其核心逻辑在于罗湖开发太早，产业空间所剩无几，而改造成本又太高。
所以，只能做老城区更有优势的商业，而不能像宝安、龙岗、龙华那样工业制造业，而无法承载更具人口竞争力的制造业。
北上广也如此。
核心区的共同点是商业成熟、业态丰富、交通便利、教育医疗配套齐全，但缺点在于面积小。
于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一线城市的产业发展方向无一例外都是从核心指向外围，核心区更多承载服务业，外围区更多承载能容纳更多就业岗位的制造业。
以深圳来说，深圳过去四十六年的发展一路向西，核心区从罗湖迁至福田，之后又演变成了福田、南山双核，现在又增添了宝中。
如今的深圳，早就从过去的罗湖核心，变成福田、南山、前海、宝中多中心，龙岗、龙华、坪山、光明等多个产业增长极共同发展的城市。
广州方面，广州在“十四五”规划中就早早提出，推动城市副中心承接中心城区功能外溢，引导人口向新区、郊区集聚，并通过功能置换推动旧城区人口减量和结构调整。
过去的广州，城市资源高度集中在传统中心城区。如今广州已经形成中心城区、副中心、外围城区、新型城镇相互衔接的空间体系。
南沙、黄埔、番禺等地承担着不同的产业与城市功能，外围轨道交通和道路网络也在不断完善。
新增产业、住宅开发和城市建设不再全部围绕传统中心城区展开。
04
大趋势浩浩荡荡
核心区人口减少，只是广州人口跟随京沪的第一步。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一线城市存在明显的一致性，只是步调有先有后而已。
广州人口趋势目前相当于京沪在2020年之前，整体人口虽然在增加，但内部核心区人口在流向外围区。
深圳也已初现端倪，老城区罗湖的人口已经在减少。
深圳、广州未来人口不一定会减少，但在大趋势下，人口增量放缓也是大势所趋。
从这些数据能够得出的结论是，在少子化背景下，在全国人口四连降背景下， 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量也在逐渐收缩，越来越多的中心城市人口开始见顶。
如果北上广深的数据还不够体现的话，那可以再看看其他一些主要城市的数据。
深圳，去年常住人口增量25.9万人，增量位居全国第一，同时也是过去五年来人口增量最高的一年。但2010年至2020年，深圳的年均常住人口增量71.36万人。
广州，去年增量也是过去五年最高的一年，有12.3万人口增量。但2010年至2020年，广州年均人口增量60万。
西安，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年均常住人口增量45万，去年常住人口增量只有6.87万人。
郑州，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年均常住人口增量40万，去年常住人口增量只有5.2万人。
杭州，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年均常住人口增量32.4万，去年常住人口增量只有7.6万。
重庆，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年均常住人口增量32.1万，过去三年常住人口持续下降。
长沙，之前年均常住人口增量30万，去年只有10.49万增量。
武汉，之前年均常住人口增量25.42万，去年只有5.28万。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各城市统计局
人口大趋势浩浩荡荡，人口减量时代，影响只不过是逐渐传递，需要时间罢了。
本号预测，十几二十年后，全国还能有人口增量的城市，不会超过十个。
主笔 | 余飞；总编辑 | 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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