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京，徐向前得知陈昌浩即将回国的消息后，没有等别人张罗，便先把秘书叫到身边，提出要在家中设宴，为这位多年未见的老搭档接风。

消息传开后，几位红四方面军老同志却有些迟疑。有人担心陈昌浩过去的经历太复杂，也有人觉得，他曾在关键关头犯过错误，此时公开为他接风，恐怕容易引起误解。

电话打到徐向前那里时，对方说得很委婉：“是不是等一等，再看情况？”

徐向前没有绕弯子，只回答：“他是有过错误，但也是好同志、好人，不能只看一面。”

这句话看似平常，背后却压着一段沉重的历史。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凭借兵力优势，逐渐滋长了另立中央的想法。中央决定北上，张国焘却坚持南下，并对中央的决定表示反对。

当时，陈昌浩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他出于对部队和张国焘的信任，选择了支持南下。这一选择，使红军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也让他后来长期背负着思想包袱。

但事情并非只有一个方向。南下失利、部队处境日益艰难后，陈昌浩的态度发生变化。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开始劝张国焘改变主张，重新回到中央确定的北上道路上。

有意思的是，历史人物往往不能被简单地贴上标签。陈昌浩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有过错误，却并非始终顽固到底；他曾经作出错误选择，也曾在形势变化后努力纠偏。徐向前看重的，正是这种复杂背景中的实际表现。

西路军的失败，又成为陈昌浩一生中难以回避的一段经历。1936年，红军组建西路军，执行打通河西走廊、联络新疆方面的任务。陈昌浩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总指挥，两人再次并肩作战。

西路军后来遭到严重挫折，原因涉及敌我力量、作战环境、后勤补给以及决策执行等多个方面，不能简单归结于某一个人。陈昌浩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确有犹豫和失误，部队失败后，他与徐向前分途返回陕北，这段经历也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

回到陕北后，陈昌浩因胃病严重，经批准前往苏联治病。此后十多年，他一直身在异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多次向中央表达回国意愿，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立即成行。

后来，蔡畅途经莫斯科，看望了陈昌浩。陈昌浩再次当面提出回国请求，这件事才逐渐有了转机。对一个长期离开组织和故土的人来说，回国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归来，也意味着重新面对过去。

徐向前坚持设宴，显然不是要替陈昌浩掩饰问题，而是认为评价一名老同志，既要看错误，也要看功绩，更要看他在具体工作中的表现。

他提到，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北上时，曾有人提出是否交战的问题。徐向前回忆，陈昌浩当时赞成不能让红军打红军。陈昌浩身为总政委，若在情绪激烈时作出相反决定，后果很难设想。

这件事之所以被徐向前反复提起，是因为它说明，陈昌浩并不是一个只凭个人感情行事的人。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仍然保留着对革命大局的基本判断。

谈到陈昌浩早年的军事工作，徐向前还提到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往事。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作战时，曾缴获一架飞机。陈昌浩拿着武器，要求国民党飞行员驾驶飞机升空，并到黄安上空投掷炸弹和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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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说，陈昌浩“真敢干，干起来真行”。这不是对蛮干的赞美，而是对其胆量、执行力和战场作风的评价。那一时期，红军装备极其简陋，能够把缴获的飞机用于作战宣传，本身就需要很强的组织能力和临场决断。

徐向前还认为，红四方面军后来发展壮大，陈昌浩的政治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他善于发动群众，也重视部队士气，同时注意争取和瓦解敌军。一个人有过政治上的失误，并不意味着他在其他领域的贡献可以被全部抹去。

因此，那场接风宴最终还是在徐向前家中举行。人数或许不多，气氛也不会轻松，但它表达了一个清楚的态度：错误必须承认，功绩也不能否定；组织上的结论，应当建立在完整事实之上，而不是停留在一段经历或一个标签上。

陈昌浩去世后，徐向前还特别交代，悼词要由自己亲自审看。看到其中写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等表述时，他点头表示认可。对这位共同走过川陕、长征和西路军岁月的老搭档，徐向前最终保留的，是一份经过历史检验后仍然存在的公允评价。